國家自由和個人自由
國家和個人本質上是互助互利，而又互相制約的關係，兩者實質上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而絕非相互對立。
首先，國家與個人是互助互利的。國家，是由公民個人組成的集體，政府，是為了維護一個國家的整體性而建立的，其核心，仍是為了公民自身的幸福和自由，從而調動公民的生產積極性，鞏固一個國家的完整性，這一過程所形成的是一個良性循環。以古希臘雅典的城邦制度為例，希臘是一個沿海國家，因其地理環境而孕育了開放的思想和民主的制度。民主制，是一種最好的制度，因為人們可以根據自身的意願和主張“通過政府“來制訂國家的法度，當大多數人的意見得到採納時，這種制度不僅具有普適性，還能增強公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凝聚力，這也反過來給國家的整體性、政府行使職權的順利性施加了一個反作用。可見，在一個好的制度下，國家與個人相互幫助，體現了其內在的統一性。
其次，國家與個人又是相互制約的。個人對自由與幸福生活的訴求制約了國家的代表，也就是政府過於集中的權力，從而扭曲原有的制度，使其成為利己的產物。漢初的“黃老思想”，休養生息，奉行道家思想，是受到社會環境和百姓個人制約的，即受到凋敝的、剛從戰亂中平息的社會經濟環境和百姓個體貧窮困窘、饑寒交迫的整體狀況的制約，不得已而進行的調養生息，放鬆集權的調節。而漢武帝時所頒布的“推恩令”，以分散諸侯勢力和“三省六部制”，以裁抑相權，則是公民和小群體這樣的“個體”受到國家權力的制約，同樣體現了國家與個人內在統一的本質。
國家與個人一旦成為對立的兩方，或者一方的權利比重嚴重大於另一方時，即社會的整體性受到了破壞，不再平衡時，社會就不能維持其原有的穩定狀態，要重新回到這種狀態，結束動盪，就必由一場更大的混亂和紛爭來實現新的平衡。
以古希臘民主制度為例，它的不完善導致“多數人的暴政”，也就是壓制了能夠實質上推動整個社會進步的少數力量的發展，蘇格拉底被處死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種情況下，偉大的和持有真理的少數人成了國家、社會對立的一方。另一種情況下，即國家集權過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作為我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秦朝，秦朝由於賦稅過重，刑法苛酷，國家權力比重過大，以致人民群體揭竿而起，二世而亡。國家與個體對立的後果，就是導致混亂和分裂，而一場大的混亂必將用一場更大的混亂來終結。
現在再來重審胡適先生的觀點：“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爭取國家的國格!”這是將國家和個人視作一個整體來看的。而“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則完全將“個人”和“國家”置於對立之地，這完全違背了國家與個人、整體與個體內在統一的特點和維持其統一性的重要性，由此可見，胡適先生的觀點是精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