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感到痛的時候，他可以對多少人喊痛?
安徒生在童話《夜鶯》中寫到的那個國王，在將死之時，竟然沒有一個人守在他的身邊，連那隨時都能為他唱歌的玩具夜鶯也壞死了，不能唱了。這個時候，他可以對誰喊痛?大概只有死神了吧。
仔細想想，我們又憋了多少痛楚在心裡卻說不出?我們與厭惡的人裝親密，對在乎得緊的事情裝淡然，對我們無法改變的狀況聳一聳肩，然後就過去了。但這些讓人感到痛苦的事情積壓得久了，痛楚變成了麻木。於是，我們便喊不出痛了——所謂的“憤青”往往都是年輕人，而到了不惑之年的中年人一般都能夠靈活地應對人情冷暖。我們真正擁有的感情不夠，真情太難覓了。想喊痛的衝動往往向現實與種種束縛妥協。
那么，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擁有了這種自由嗎?
史蒂芬·金在《肖申克的救贖》中塑造了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身陷囹圄卻擁有自由思想的囚犯安迪和心懷鬼胎的監獄典獄長。安迪的心中有莫扎特，有貝多芬，更有希望。他擁有自由，因為他的靈魂自由;而那個處心積慮利用職務之便來為自己牟利的典獄長，表面上是監獄中最自由的人，卻成為了金錢與名譽的奴隸，背上了世俗的枷鎖。這樣看來，他才是被牢牢禁錮住的那個人。而真正擁有自由的人往往不是那些看似自由的人。
唯一有價值的自由，就是喊痛的自由。我十分同意蕭伯納所說的這句話。而故事中的典獄長擁有的所謂的“自由”，都是毫無價值的。
所以，我常常為李煜感到惋惜。他的《虞美人》可以流芳百世，可他的政治才能就只能見笑於大方之家了。他雖為皇帝，卻寸步難行。倘若他僅僅是一個文人，他的才華會被予以極高的肯定，他本人會為當時的人們所尊敬;可他是一個君主，他在文字中喊痛的時候會被批判，這被視作他對國家大事的疏忽。
可是人非草木啊!人並不是禽獸，更不是隨風招搖的小草，人類創造了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感情。到頭來，又無法說出自己的愁苦、無奈，這豈不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嗎?
很多時候我們想去找一個人傾訴、鼓起勇氣喊痛，但結果卻是我們放棄了這個念頭繼續回到讓人有些喘不過氣的生活。但若有一天，當你敞開自己的心扉，把困擾和不安與別人分擔，以真情示人的時候，你會發現自己有真情，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