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伯英，1899年10月出生，湖南長沙人，與丈夫何孟雄同為革命烈士。下面是相關的讀書筆記，希望對你有幫助。
繆伯英青春讀書筆記【篇一】
中華女英烈的行列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名字，這就是我黨最早的一個女黨員，我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繆伯英。
繆伯英， 1899年10月21日生，湖南長沙縣清泰鄉繆家洞楓樹灣人。家庭世代書香門第，父親繆芸可曾一度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職，致力於“教育救國”，尤重婦女教育，曾參加創辦過好幾所中國小校和女子職業學校。在父親的教育和薰陶下，繆伯英從小就喜歡讀書，1917年7月她以長沙地區考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理化系。不滿20歲的繆伯英，奔赴北京讀書，開始走上了新的歷程。
我黨最早的女共產黨員
五四運動前後的北京，為各種新思潮所激盪，形成了“中西學術爭艷，古今百家齊鳴”的新氣象。那時，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受到各種新思潮的影響，其中不少人經歷了從無政府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曲折過程，繆伯英也是這樣。
她到北京不久，就認識了正在北京大學文科政治系學習的何孟雄。當時，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新青年》等進步刊物廣泛流傳，各種社團紛紛湧現。在何孟雄的介紹下，繆伯英對北大的活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經常到那裡看書讀報、聽演講。不久，她暫時中斷了在女師大的學習，去北大參加工讀互助活動。
北京工讀互助團於1919年12月4日成立，是王光祈等人發起的。這是一個自願結合起來，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實行半工半讀、集體生活的團體。它有四個組，何孟雄在第一組，繆伯英在第三組。第三組都是女生，又稱北京女子工讀互助團，她們抱著“工是勞力，讀是勞心，互助是進化”的信念，希望通過它來建設一個工讀互助社會。繆伯英懷著對“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自由”理想的追求，與同組十幾名女生在北京東安門北河沿17號租賃了一間房子，開起洗衣店來。
工讀主義在實踐中很快遭到了失敗。第三組的女生更是難以維持自給自足，繆伯英與錢初雅、何琛媛、韓德潔(朝鮮人)則是堅持到最後的4名成員。為此，轟動了北京新聞界，1920年9月5日出版的《婦女雜誌》還刊登了她們的照片。訊息傳到長沙，風言風語吹到繆芸可耳里，說什麼“不要錢的書不安心去讀，搞什麼半工半讀，真是不長進”。但繆芸可深知女兒的為人，未加干涉，並且寫下“我有心靈能識古，今逾耳順亦知新”的詩句，表示了自己的態度。因為繆伯英在北京大學參加各種社會活動，致使她在女師大的畢業期推遲了一年。但她對此並不後悔，認為這是她走向社會很必要的一課。
俄國十月革命的春雷，喚醒了沉睡的東方古國。北大教授李大釗、陳獨秀是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他們主編的《新青年》雜誌，繆伯英每期必讀。她讀了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並在北大多次聆聽李大釗講授“唯物史觀”、“工人的國際運動”、“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史”等課程，很受啟發，認識到：社會弊害太深，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只有通過鬥爭的手段，才能粉碎舊政權、改革舊制度。
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倡導下，北大進步學生鄧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羅章龍、李駿、朱務善等19人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不久，繆伯英經何孟雄介紹加入該會。他們潛心研讀《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書籍，討論俄國十月革命和共產主義理論。繆伯英對社會主義的蘇俄十分嚮往。雖然她沒能到蘇俄去，但她冒著危險，熱情地為去蘇俄的同志把秘密檔案縫入棉衣。她還經常奉李大釗的委託，把馬列書籍送到女高師同學手中。在李大釗的引導下，繆伯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逐漸擺脫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據當時和她在一起學習、活動的老輩說，那時正和繆伯英戀愛的何孟雄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還是繆伯英受李大釗的委託，幫助他轉變過來的。
1920年9月，李大例、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產主義早期組織北京共產黨小組。接著，又成立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繆伯英是最早入團的成員之一，參加了10月間在北大學生會辦公室舉行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剛誕生的北京共產黨小組，11月間經歷了一次思想論戰，堅持無政府主義觀點的成員退出了小組;為了充實北京共產黨小組的力量，從青年團員中吸收了繆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鄧中夏、李駿等5人入黨。繆伯英就成為當時北京地區唯一的女共產黨員，也是我國早期共產黨組織中最早的一個女黨員。
這一時期，繆伯英的思想有了很大們發展，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觀點來觀察、思考問題。她在12月15日寫的《家庭與女子》一文里，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發展趨勢，以及與婦女解放的關係：“家庭組織是人類進化中一定時期的制度，大凡一切制度，都是人類對於那時期所需要的一種產物，故無論是一種怎樣轟烈的維新運動、改革風潮，實絲毫沒有什麼稀奇，更絲毫沒有什麼可怕的反抗的價值!”
她對婦女發出了“順著人類進化的趨勢，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喊，號召女同胞以衝決封建羅網的精神，做新時代的女性。
她與何孟雄志合道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21年秋，兩人結婚。婚後，他們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號寓所。這個新家庭是北京黨組織的一個聯絡站，陳獨秀從上海赴蘇出席共產國際“四大”，取道北京時，就住在他們家裡。伯英、孟雄一面讀書，一面從事民眾運動，被同志們稱為一對“英”、“雄”夫婦。
接受鬥爭風暴的神聖洗禮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迅速掀起了全國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北京地委書記何孟雄赴京綏鐵路指導工人罷工。1922年下半年，繆伯英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秘書兼婦女部工作，她根據黨的指示，常和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高君宇等人，到產業工人集中的豐臺、長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莊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屬宣傳馬克思主義。
中國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後，立即顯示出強大無比的威力，罷工運動相繼興起，從南到北互相呼應。繆伯英與戰友們深入工人中辦夜校、辦俱樂部，1922年2月間，還組織起香港海員罷工北方後援會，從經濟和輿論上支援香港海員兄弟的罷工鬥爭，並且在自己任編輯的勞動組合書記部機關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報導工人運動的情況。
同年8月，繆伯英遵照黨組織的決定，開展黨外聯合戰線工作，被選為民權運動大同盟的籌備員，負責籌備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推動婦女爭取政治和經濟上的平等權利。不久，她又南下，幫助南京進步婦女組織了女權運動同盟南京分會。1922年年底至1923年初，北洋軍閥政府任命彭允彝為教育總長。彭是個聲名狼藉，不學無術之徒。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亦因不願與他共事，“掛冠求去”，從而在北京學生中爆發了轟轟烈烈的“挽蔡驅彭”運動。
剛從南京回來的繆伯英，作為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立即轉赴武漢，在1923年2月6日召開的武漢各團體代表大會上歷數彭允彝的罪行，呼籲各界民眾聲援北京學生的驅彭鬥爭。在武昌停留時期，繆伯英還鼓勵正在開展學生運動的湖北女師學生堅持鬥爭。
1923年2月間，爆發了震動全國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擔任中共北方區委婦女部第一任部長的繆伯英，與何孟雄、高君宇、羅章龍、李梅羹等人，全力以赴地領導了京漢鐵路北段的總罷工。這次罷工，遭到了北洋軍閥政府的血腥鎮壓。為了揭露軍閥政府殘害工人的暴行，她與幾個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騎河樓編印《京漢工人流血記》等宣傳品。他們還到長辛店等地組織救護受傷的工人，募捐援助失業工人的家屬。她不辭辛勞，四處奔走，從事工人運動、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在革命的熔爐中，鍛鍊得更加成熟了。中共北力區委書記李大釗對繆伯英的工作很滿意，曾讚譽她是“宣傳赤化的紅黨”。
1924年6月，繆伯英在女高師的學習已臨近畢業。這時，張國燾突然被捕，在獄中供出了“男黨員李大釗、黃日葵、范體仁、高尚德、劉仁靜、李駿、方洪傑”，“女黨員陳佩蘭和繆伯英”。北洋軍閥政府命京師警察總監“嚴速查拿”。中共北方區委得知這一緊急情況，立即通知已暴露身分的同志轉移。繆伯英接到黨組織的通知，當天在何孟雄的護送下，匆匆乘車南下，回到長沙鄉下的老家。不久，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把北洋軍閥曹棍趕下台，原軍閥政府對共產黨人的通緝，也就不了了之。
1925年1月，繆伯英、何孟雄從楓樹灣到了省會長沙。長沙是伯英早年讀書的地方，一女師是她的母校。此時，她應第一女師校長徐特立的聘請，到附小擔任主事(即校長)。當時湖南《大公報》對此發過訊息：“徐新校長已聘定繆君伯英(女師畢業後去歲又畢業女高師)充當主事。”當時，何孟雄住在嶽麓山上的蔡鍔墓廬，一面養病，一面讀書，還兼視察粵漢鐵路工人運動的任務。不久，何孟雄返回北方，指導京綏鐵路的工人運動，繆伯英留在沙，開展湖南婦女工作。
我黨最早的女黨員繆伯英繆伯英故居展
傑出的婦女領導工作者
繆伯英在長沙期間，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李維漢請她擔任湘區委的第一任婦委書記。據李維漢回憶：“1925年初，我去省立一女師附小訪問伯英同志，代表湘區委員會請她擔任婦委書記，適何孟雄也在，都是第一次見面。在兩年多的時間裡，伯英同志在婦女解放運動和組織婦女參加反帝反軍閥鬥爭方面，都做得出色，有顯著成績。她對黨忠實，對革命負責，誠實樸素，沉著勇敢，同民眾有密切聯繫，並能靈活地用公開與秘密、合法與非法相結合的策略。她是一位傑出的婦女工作者。”1925年3月，由湖南團省委執委會指定“平之、述凡、子璋、羅問哉(女)與CP婦女部繆伯英(女)聯合組織一婦女運動委員會”，並推定繆伯英為主任兼宣傳。
第一女師附小是我黨的一個重要活動點，常有地下工作者來接洽。他們來時，往往化裝成販賣筆墨的行商，用布袋裝些筆墨來賣，這些筆商中就有滕代遠等人。
第一女師附小除繆伯英外，還有幾個黨員，如她的族兄繆天民，擔任附小的庶務。他們將師生員工組織成一個模擬的小社會，取名“心田市”(因該校坐落在落屋田而得名)。“心田市”設有市代會，並定有各種制度和法規，市代會由各班學生代表會、教師代表會和工人代表會組成，民主管理學校。繆伯英的這些活動引起頑固派的議論，並向徐特立反映繆伯英很激進。徐特立為之掩飾，說：“她思想比較進步是真的，激進則未必。”
曾在第一女師附小讀書的余甲男，憶及當年情景時寫道：“省立女師校長是徐特立老人，謝覺哉、陳章甫等同志也在這裡任教。當時繆伯英在女師附小擔任主事，我一到學校，伯英就熱情接待了我。因我家境窘迫，沒有鋪蓋行李，她就從自己家搬來一套被帳，給我開了鋪。我身無分文，交不起一伙食費，她又到庶務室聯繫，在餐廳飯桌上貼上了我的名字，並對我說：‘以後吃飯坐到自己座位上就行了。’我是個舉目無親的鄉下女孩子，伯英對我關懷備至，親如姐妹，使我處處感到革命家庭的溫暖。有一天，我寫了一篇日記，題為《我的痛史》，抒發了對舊社會的憤恨。伯英看了，立即提筆揮寫了精湛的批語：‘生以青年有為之日，兼秉中人以上之資，苟能艱苦卓絕，勇往直前，則女媧石也，精衛沙也，愚公子子孫孫也，天河補也，海可填也，天下事何遽不為乎!’這催人奮進的珍貴格言，給了我多么巨大的勇氣和力量啊!”
在繆伯英主持湖南婦女工作這段期間，正值我國大革命的高潮。1925年3月12日，我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不幸病逝，長沙舉行了規模盛大的悼念會，繆伯英與李維漢、易禮容、郭亮、肖述凡等，被公舉為湖南省民追悼孫中山先生大會籌備處的職員。她在會上的演講言簡意賅，通俗地介紹了孫中山的革命事跡和國民革命的主張。在她的組織下，第一女師附小演說隊和花圈隊活躍在長沙街頭，給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時，黨還派她參與湖南省婦女進步團體——省女界聯合會的領導工作，改組後機關移落星田第一女師附小內辦公。不久，青島、上海相繼發生慘案，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議帝國主義製造“五卅”慘案，聲援青島、上海工人階級的反帝愛國正義鬥爭。為此，青滬慘案湖南雪恥會應運而生，繆伯英與徐特立、毛澤覃等被選為執行委員，領導開展罷工、罷市和罷課以及查禁銷毀仇貨的鬥爭。
在她的指導和發動下，長沙女學生成立了女子宣傳隊、女子糾察隊和女子募捐隊，奔走於大街小巷、車站碼頭。最為壯觀的是6月5日舉行的遊行示威，各校學生，高舉校旗，昂首前進，佇列整肅，群情激憤。時天下大雨，男生多赤足草鞋，女生是襪套草履，全無雨具。雨水淋濕了衣襟，他們一手抹著頭上的雨水，一手振臂高呼口號，旁觀者無不為之感動。
聲勢浩大的民眾運動，使趙恆惕軍閥政府坐臥不安。趙恆惕對長沙進行戒嚴，“宣傳過殘者斬!”“擾亂秩序者斬!”的布告，比比皆是，有的愛國人士遭到殺害。為了救濟參加愛國運動的受難者，繆伯英以省女界聯合會的名義，邀請省會各社團負責人在第一女師附小開會，籌備成立濟難會，她被推選為籌備委員會主席。
1925年6月25日，26歲的繆伯英生下了第一個孩子，取名何重九。她外出為革命奔走，時常不能按時回家，因此，重九剛出生，就由她母親照料。當時，她弟弟繆立三正在讀國中，參加了募捐隊，投入了聲援五卅罷工工人的學生運動。繆伯英常有意地給他講一些道理引導他說：“帝國主義這個東西不打是不倒的，你看英、日都是一個不大的島國，為什麼能欺負我們這個大國呢?因為它們軍事力量強。弟弟!你國中畢業後，最好去學習軍事，為打倒帝國主義做好準備。”
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繆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分參加了會議。她與出席會議的左派代表一道，在會上堅決揭露和斥責了“西山會議派”的分裂行徑。回到長沙後，她領導省女界聯合會籌備湖南省紀念三八節大會，並擔任大會的主席。她邀請陳章甫、周以栗等著名共產黨員登台演說，擴大了我黨的影響。接著，她又與李維漢、羅學瓚、陳章甫、周以栗、夏明翰、肖述凡等人，共同組織了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湖南紀念大會。會上她作了《廣州政府之近況》的演說，把廣州國民政府厲兵秣馬、準備誓師北伐等振奮人心的訊息，傳到了三湘四水。
1926年，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訊息傳來，激起了湖南人民極大的憤怒。繆伯英主持召開湖南婦女追悼北京死難女烈士大會，並擔任大會主席。大會發出六項通電，呼籲“全國人民應繼續奮鬥，驅除段賊，廢除不平等條約，實行民族革命，以慰諸烈士之靈”。
在廣州國民革命政府北伐前夕，湖南人民驅趙運動高漲，成為反對此洋軍閥的一個組成部分。為了推翻趙恆惕在湖南的統治，長沙市民3萬餘人在教育會坪召開大會，提出《對湘主張之二十四條》，組織了帶有政權性質的湖南人民臨時委員會。繆伯英作為婦女界代表，當選為委員，並且與周以栗、張漢藩三人擔任常委，參與領導了轟轟烈烈的驅逐軍閥趙恆惕、組織人民民眾積極迎接北伐的鬥爭。3月11日，趙恆惕被迫宣布“辭職”;12日，在強大的民眾壓力下，自長沙逃走。
不久，吳佩孚調集精銳部隊南下，向湖南進犯。與此同時，北伐軍揮戈出師，雙方屢戰激烈。繆伯英親率湖南學生慰勞隊、紅十字救護隊和女子宣傳隊，赴前線慰問，救護北伐軍傷兵，發動民眾回響國民革命。
在武漢和上海的不懈鬥爭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取武漢，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長江流域。何孟雄從北京調來，擔任中共漢口市委組織部部長。此時，繆伯英也由黨派到武漢。他們夫妻又往一起戰鬥了，住在武昌東湖。
繆伯英的公開身分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學訓育主任，實際上是協助中共湖北省委婦委書記蔡暢做婦女工作。在她去湖北時，她父親把跟隨了自己多年、貧苦老實的族侄繆位榮推薦給她，一同前往。繆位榮一面幫助她帶小孩、搞家務，一面以撿字紙為由，做秘密交通工作，從中溝通婦委與國民黨省黨部婦女部部長李文宜、省婦女聯合會負責人趙君陶的聯繫。
1927年7月中旬，汪精衛集團背叛革命。武漢三鎮頓時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黨中央被迫轉入地下活動，9月間遷往上海。由於鬥爭需要，10月初，黨組織調何孟雄、繆伯英到上海工作，繆位榮、何重九同行。
在上海，繆伯英任滬東區委的婦委主任。何孟雄先後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省農委和軍委負責人、滬東和滬中區委書記等職。繆伯英在華夏中學謀得一個公開的職業，擔任物理教員，為了便於開展地下工作，她曾化名廖慕群。
1928年3月20日，她又生下女兒何小英。上海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勢力盤根錯節的地方，鬥爭環境很險惡。繆伯英膽大心細，處事慎重。她多次對繆位榮說：“我們如果有兩個晚上不回來，你就趕快搬家，以減少不必要的犧牲。”
當時他們住在租界內，一有情況發生，就提前搬家。為了搬家不引起別人的注意，需要找到藉口，繆伯英就裝做與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緊急情況時，他們乾脆把家丟棄，隻身走掉。
他們食無定時，居無定所，時常天未亮出門，深夜方歸，回來還要繼續工作。繆位榮在回憶那段生活時說：“對那種緊張而又危險的生活，開始我還不習慣，有時晚上被驚醒過來後，好久睡不著覺。但我發現他們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樹立了為被壓迫人民求解放的決心，覺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也學會從容不迫地處理突然情況了。”
繆伯英是我黨具有較深理論修養和豐富實踐經驗的幹部，而且一直戰鬥在工人運動、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第一線，在白色恐怖下，日以繼夜地為黨工作。長期清貧而不穩定的生活，把繆伯英本來就不強壯的身體拖垮了。
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傷寒病，送入上海仁濟醫院，因搶救無效，溘然辭世，時年30歲。伯英在病危時，對何孟雄說：“既以身許黨，應為黨的事業犧牲，奈何因病行將逝世，未能戰死沙場，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堅決鬥爭，直到勝利。你若續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兩孩，使其健康成長，以繼我志。”
繆伯英辭世後，靈柩存放在上海揚州會館。會館改建時，曾登報通知各戶遷出，因何孟雄被捕，在龍華壯烈就義，伯英遺體就不知會館代遷何處了。兩個孩子在上海龍華監獄被監禁了一年多，後送入上海孤兒院收養，“一二八”日寇進犯上海時，失散於戰亂中，至今下落不明。
繆伯英青春讀書筆記【篇二】
《青春·繆伯英》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湖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湖南省婦聯組織編印，湖南省委原副書記文選德作序，《湖南報告文學》雜誌副主編王杏芬執筆創作，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該書以嚴謹、客觀、真實、生動的原則，結合梳理權威史料，整理採訪獨家素材，闡述了繆伯英怎樣從懵懂少女成長為一名具有堅定社會主義理想的共產黨員，並對繆伯英的家庭成長環境以及求學經歷作了全方位的深入解讀，深度挖掘了繆伯英短暫而偉大的一生，剖析了繆伯英無悔的革命信仰和激盪的青春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