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至今七十年了，台灣島外的朋友，希望我談談五四。做為以思想家、歷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夠把這題目徹底的談一談，藉以糾正幾十年來大家對五四的錯誤認識。
我父親李鼎彝是五四運動後一年進北京大學的，他正趕上五四帶來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當時的許多人一樣，已經無法冷靜觀察這一運動，再予以評價。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卻在大江東去，浪淘盡五四人物的邊緣，得以冷靜的觀察了它。胡適、羅家倫，都是我認識的，五四時代，他們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亂飄蕩之際，他們都侷促海隅，無復當年了。這些雕謝了的身影，更是我觀察五四的具體人證，使我在下筆時候，別有領悟。
胡適生前，我寫過一篇「播種者胡適」，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對胡適來說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把胡適所希望的一個單純的文化運動轉變為政治運動，擾亂了他那為中國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的夢想，對這個夢想的達成而言，五四顯然是一條岔路。新文化運動本來該是針對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當時那些健將們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會一垮再垮。半路殺出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當然有「廣為流傳」的貢獻，但它也未嘗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罪人」，因為它使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都紛紛忍不住了，紛紛忘了他們真正的深遠的使命了，他們不怕「任重」，但卻有點嫌「道遠」了。最後，他們終於暴露了狂熱的本質，選擇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應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靜下心來研究問題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頭，投身到黨派的陣營里，高倡他們的主義去了。」
我這篇文章發表後，胡適寫信給我，可是還沒寫完，他就死了。死後他的檔案都被監管，不過據看過這封殘信的台大校長錢思亮見告內容，並沒否認我上面的論斷。事實上，胡適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談話中，他就批評五四以後各路人馬搶青年去搞政治的舉動，他怪******、怪共產黨、甚至還提到「梁任公（啟超）他們也搶青年」，言下不勝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種者胡適」中提到「只有胡適仍然守住不談政治的諾言」，引起陳獨秀在台灣故舊的不滿，寫文章質問我根據什麼證據，『確知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的「相約」？難道是胡適親口告訴你嗎？』事實上，胡適所寫他回國時「打定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以外，有一封失傳了的信，便是證據。在張靜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中，就收有這封信。信是寫給陳獨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復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他建議由北京同人發表一新宣言，「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可見大家講好專心為中國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確是經過相約。不幸的是，這批優秀的知識分子，最後終於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捲以去。
五四運動發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廣義的說法裡，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運動。而新文化運動，才是五四運動的基礎。新文化運動是孫中山所命名的詞兒，他在南方，深思遠慮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覺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他寫信給海外同志，告訴他們「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他極力讚美從北方起來的那個變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變化過程中，就先政治掛帥了一切。於是，五四變成了一條岔路，「吾黨」應五四而興，五四卻完了。
為什麼五四是新文化運動的一條岔路呢？因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雖然是「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但是達成這些主流的基礎，不是別的，乃是個人的解放。而個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運動以後十六年，胡適寫「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回憶說：「民國六七年北京大學所提倡的新運動，無論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國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義梏其心』的原則了。他後來辦北京大學，主張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學裡，辜鴻銘、劉師培、黃侃和陳獨秀、錢玄同等同時教書講學。別人頗以為奇怪，蔡先生只說：「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這樣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達成，卻又有賴於顯示個性主義（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個人主義」。胡適回憶：「我們當日介紹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種健全的個人主義。這種思想有兩個中心見解：第一是充分發展個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說的：「你要想有益於社會，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國民公敵」戲劇里的斯鐸曼醫生那樣「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為信仰「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們深信：「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絕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這種「健全的個人主義」，在十多年後，已由胡適印證為不是別的，「其實就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運動以後的「吾黨」，卻丟開了「健全的個人主義」，而走上團隊精神的路子。******也好、共產黨也罷，他們都「以俄為師」，輸入了蘇聯式的黨組織與黨紀律，而這種老毛子的玩藝兒，卻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禍害。胡適回憶：「蘇俄輸入的鐵紀律含有絕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態度、不容許異己的思想，這種態度是和我們在五四前後提倡的自由主義很相反的。」由此可見，不論是右派的******、還是左派的共產黨，他們左右逢源的、「吾黨所宗」的，其實非布爾什維克即法西斯，他們都走上團隊精神的路子。而這種路子，對個人解放與思想解放的新文化運動說來，卻是令人痛苦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