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乃江寧秦檜，字公之。生於中小地主家，因家世不顯，曾做鄉村教師。吾始有怨，祖上為何不積德，不讓我成為官宦子弟。曾曰諾是水田三百畝，不在做那猢猻王。余常嘆命運不濟，無升官發財之機。
吾從古至今遭世人唾棄，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害人如不能盡，刑人如不能重。二是甘為金賊。三乃私惠親舊，貪的無厭。
小人自知罪大滔天、十惡不赦，禍國害民，使天下倍受其禍，章其罪數不勝數。雖百死，也未能的天下百姓之諒解。
尤以謀害抗金名將岳飛為最，余深知百死難償其罪。吾雖痛恨岳飛，全因政見不同，非想謀他性命。同是為國，為何世人推他為英雄，罵我為金賊。於是余有嘆焉。古人主戰與主和本無非議之處。在別無選擇之情勢下，求和乃至投降不失為一條出路，古有勾踐被夫差大敗棲於會山上，召文種與之謀，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爾後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滅吳。誠非不知，奈何宋朝至微宗時，危如累卵之際，此乃存亡之秋也，然事內之臣，上至國君，下到宦官無不畏敵如虎，屈膝投降者，大有人在。事外之臣，心甘情願賣國求榮者也非少數。宋微宗只知情享樂，昏庸無能，認人為奸。直至欽宗，大體如此，奸臣當道，忠臣無立足之地，至使文臣不能治國，武將不能安邦，實屬吾國之所大憾矣。靖康元年，金軍攻破東京(開封)，虜走微、欽二帝，遂度之，為庶人。其實，余並非生和即為賣國賊，最初，也曾主張抗金，反對割讓大片土地以賄金國，余深知滅之破滅，弊在賂敵，賂敵而使乃虧，此為破滅之道也。然又知主戰派不能深得帝心，固從師汪伯彥，學得一套玩權術，直上青雲的本領，竭盡投機鑽營之能事，察言觀色。見之使用權舵，千方百計討得上司之歡心與信任，才能身居高位，此乃升官發財之道也。自古忠言難入耳，一不謹慎命難全。
如有違帝王之意，多則死，輕者貶。縊鵬舉於風波亭，眾人之道是我為罪魁禍首，實不知我乃奉高宗趙構之命殺之，皇上怕岳飛功高蓋主，收復失地，迎回微、欽二位失帝，自己將如何處置他們呢？天無二日，何況三呼！如金人來俘虜他，他也會奮起反抗。他只想做偏安皇帝面已，為此他可不惜一切與金議和，反正，整個天下都是他自己的。然鵬舉卻不善揣測並迎合，只一味輸忠獻誠，導至此等下地呼！而我如不聽皇上之意，多則烹，少則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對下也不是對上也不是，唯有如此，棄人格而迎合皇上，不然，鵬舉就是最好的例子，雖贏得生前身後名，卻落個英年早逝，此所謂伴群如伴虎，悲呼？憾呼？至此已後每每有人問岳飛何罪，因我內心有愧，半天才支晤道：“其事體莫須有(也許有)”。余做金賊是為了“曲線救國”，深知金之強大，宋朝之腐朽，不然，二帝如何輕易被擄呼！余怕趙構也走上父兄之道路，才肯投敵，以求存宋，才得使宋朝有安寧之日，以養生機，待時機成熟，遂擊之。詔興九年，金時來臨安議和，宋高宗(趙構)要跪下接受冊封，如果跪拜了，大家會認為是南宋政權之奇恥大辱，決不能接受，他們怒不可遏紛紛表示反對議和。然而，皇上議和態度非常堅決，直到他當著眾人的面跪拜，畢竟自感難堪，如不跪，則議各難成矣。此時有人出了鬼主意：向金使說高宗正在為微宗守孝，所以不能行跪拜禮，可由宰相來代理……余乃充當這場醜劇的主演，代皇上拜倒在金使面前，接受詔書。從此，正式達成和議。
說道害人太多，這年頭不是爾死就是吾亡，正是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啊！以其等別人來下手，自己再來“正當防衛”那很有可能躺下的是我了啊！所以所寧肯錯殺一千也不樓掉一個。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忍，這從某中意義上呀可以說是為了保護自己。
說到私惠親舊，哪還不是想位極人臣好光宗耀祖嗎？平時呼風喚雨的，一出門就應者雲集的，多氣派啊！貪得無厭？哪是人的欲望啊，這年頭誰會嫌棄自家錢多的呢？這年頭幹啥不都得用錢嗎？你看那宋欽宗(昏君)投降金人，沒錢負不還是搜刮城中百姓的金銀嗎？清朝慈禧太后搜刮的還少嗎？也不見誰說他們貪得無厭啥的！這種例子真乃不勝枚舉啊！
紹興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老天結束了我罪惡累累的一生。說實話我都是和普通人一樣的就是忒過了一點，都是為了一己私慾。一句話說的對：“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奉勸為官著不要步余之後塵，以免後悔終身。死後落個死無全屍、遺臭萬年。余特告讀者：不管做官還是做人都要內方外圓。余不暇自哀，而死後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是後人復哀後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