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殘遊記》，清末中篇小說，是劉鶚 (1857年10月18日—1909年8月23日)的代表作，小說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殘的遊歷為主線，對社會矛盾開掘很深，尤其是他在書中敢於直斥清官(清官中的酷吏)誤國，清官害民，獨具慧眼地指出清官的昏庸常常比貪官更甚。同時，小說在民族傳統文化精華提煉、生活哲學及藝術、女性審美和平等、人物心理及音樂景物描寫等多方面皆達到了極其高超的境界。
江湖文俠
《老殘遊記》開篇即介紹了老殘的職業，“從此也就搖個串鈴，替人治病餬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江湖當行種類繁多，將老殘固定為郎中的職業，自然寄予了“診治患者病痛”到“解決社會危機”的象徵意義。小說的第一回《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便以醫治黃大戶渾身潰爛的奇病暗示了治理黃河水患一事，點明了本書作為晚晴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對於現實的高度介入。這種對現實的介入不是一個普通郎中力所能及之事，而是源於老殘“俠”的身份。俠是江湖中不可或缺的、人人嚮往與尊敬的角色。與之前的俠義公案小說不同，老殘並非職業俠客，甚至看不出一絲會武術的跡象。然而，武俠二字，俠優於武，行俠正義匡正謬誤者，哪怕毫無功夫，也可配得上一個“俠”字。李歐梵論《老殘遊記》時，稱老殘為“文俠，而文俠用頭腦與藥草，而不是憑藉刀劍，來洗雪社會的不公” 。“儒”的“以文亂法”和“俠”的“以武犯禁”，一直以來被視作最為珍貴的兩種品質在文俠的身上合二為一。
通情達理學識淵博的俠客形象並不是什麼破天荒的創舉。《三俠五義》中，“錦毛鼠”白玉堂則文武雙全，武功一節自不必多言，文學一節亦能題詩忠烈祠，“詞語雖然粗俗，筆氣極其縱橫，而且言簡意深，包括不遺”。但在老殘這一“文俠”身上，“文”對“武”已經形成了壓倒性優勢。晚晴在遭受了西方物質文明的衝擊後破敗不堪，在以往的文學描述中對抗社會不公的最大利器——武術，對此毫無辦法，俠義精神的傳統只能在文人的身上得以延續。
從仗劍的俠客到執筆的文人，是在文學傳統中占據重要地位的江湖人的主體身份的一次轉變，同時也反映了在社會轉型的大風浪中，文人對救黎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英雄主體的想像不經意間完成的轉換。中國主流現代文學的譜系中缺少俠客的身影，恰恰展現了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側面。[1]
半個官人
在《老殘遊記》中，老殘與官府的關係可以用若即若離來形容，算是半個官人，莊宮保、黃人瑞、王子謹、白子壽這些官員無不對其敬重有加，治水斷案等公事如何決斷也常向老殘請教一二，可當“宮保要他搬進衙門去住，替他捐官”時，他便“半夜裡逃走了”。王德威教授認為，“《三俠五義》之類的小說所表述的，並非一代中國人對皇權天威的幻想，而是一種深沉的幻滅” 。[4]
探討《老殘遊記》對政治制度的態度或者說動盪時局下官府該承擔何種責任，我們不妨將目光聚焦於小說第一回中老殘的一個頗帶點神秘的色彩的夢境。夢境中，洪波巨浪上好不危險的大船是書中極其重要的意象，暗喻了陷入困境的中國。在老殘看來，“駕駛的人並未曾錯”，也就是說中國的癥結並不在於政治體制。真正殘害人民的是船上的水手。對應到現實中，指代的是在官僚體系中的個體的官員而非官僚體系本身。在這樣的前提下，小說給我們展現了一個極為弔詭的狀況：為解救含冤受屈的賈魏氏免遭酷吏剛弼的毒手，老殘必須藉助官階更大的莊宮保的紫花大印，而正是這個在賈魏一案中扮演著青天大老爺角色的莊宮保，在治理水患的過程中要了不計其數的黎民百姓的性命。令人驚訝的是，對黃人瑞說出“天下事冤枉的多著呢，但是碰在我輩眼目中，盡心力替他做一下子就罷了”的老殘，對莊宮保沒有絲毫責怪，僅僅是輕描淡寫地歸咎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身臨其境去想，老殘又該如何是好呢?雖然極力拉開與官府的距離，但畢竟無法完全置身其外，必要的時候，還得藉助大官的勢力阻止小官才能為民伸冤。《老殘遊記》認定中國社會的罪魁禍首是黑暗的官場風氣而極力維護正統的政治制度，殊不知，官場風氣的墮落可能恰恰源於一直以來奉行的政治制度。這當然是與官場若即若離的老殘所不能體會到的，所以他只能繼續若即若離下去，為清官害人之事憤慨不已又無法放棄對清明政治的想像。[5]
奇異清官
劉鶚筆下的“清官”，其實是一些“急於要做大官”而不惜殺民邀功，用人血染紅頂子的劊子手。玉賢是以“才能功績卓著”而補曹州知府的。在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衙門前12個站籠便站死了20xx多人，九分半是良民。於朝棟一家，因和強盜結冤被栽贓，玉賢不加調查，一口咬定是強盜，父子三人就斷送在站籠里。董家口一個雜貨鋪的掌柜的年輕兒子，由於酒後隨口批評了玉賢幾句，就被他抓進站籠站死。東平府書鋪里的人，一針見血地說出了玉賢的真相，“無論你有理沒理，只要他心裡覺得不錯，就上了站籠了”。玉賢的邏輯是：“這人無論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將來連我前程都保不住。
俗語說的好，‘斬草要除根’。”為了飛黃騰達，他死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屠刀。老殘題詩說，“冤埋城闕暗，血染頂珠紅”，“殺民如殺賊，太守是元戎”，深刻地揭示了他們的本質。剛弼是“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他曾拒絕巨額賄賂，但卻倚仗不要錢、不受賄，一味臆測斷案，枉殺了很多好人。他審訊賈家十三條人命的巨案，主觀臆斷，定魏氏父女是兇手，嚴刑逼供，鑄成駭人聽聞的冤獄。小說還揭露了貌似賢良的昏官。山東巡撫張宮保，“愛才若渴”，搜羅奇才異能之士。表面上是個“禮賢下士”方面的大員，但事實上卻很昏庸。他不辨屬吏的善惡賢愚，也判斷不出謀議的正確與錯誤。他的愛才美德，卻給山東百姓帶來了一系列的災難。
“辦盜能吏”玉賢是他賞識的，剛弼也是他倚重的，更為嚴重的是他竟錯誤地採用史鈞甫的治河建議，廢濟陽以下民埝，退守大堤，致使兩岸十幾萬生靈遭受塗炭。在小說中楔入的桃花山一段插話中，著重寫了隱居在荒山中的兩個奇人□姑和黃龍子。通過兩人的言行宣揚了作者所信奉的太谷學說，同時對當時的革命運動，即所謂“北拳南革”，即北方的義和團和南方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進行了惡毒的詆毀和詛咒，攻擊他們都是“亂黨”。義和團來勢猛，他說“幾乎送了國家的性命”;革命黨起勢緩慢，他認為“莫說是皮膚小病，要知道渾身潰爛起來，也會致命的”;告誡人們不要“攪入他的黨里去”，表現出對事物發展趨勢悲觀的一面。小說的第一回，就是作者對於當時政治的象徵性圖解。他把當時腐敗的中國比作一艘漂浮在海上行將被風浪所吞沒的破舊帆船。船上有幾種人：一種是以船主為首的掌舵管帆的人，影指當時上層的封建統治集團。
作者認為他們“並未曾錯”，只是因為是走“太平洋”的，只會過太平日子，不意遇上了風浪，所以毛了手腳，加上未曾預備方針，遇了陰天，日月星辰都被雲氣遮了，所以就沒有依傍。再一種人是乘客中鼓動造反的人，比喻當時的革命派，污衊他們都是些“只管自己斂錢，叫別人流血”的“英雄”。宣揚如果依了他們，“這船覆得更快了”。還有一些肆意搜刮乘客的“下等水手”，則是指那些不顧封建王朝大局、恣意為非作惡的統治階級爪牙。作者對他們也很反感，視為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