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之死

絕對可以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最大冤案,漢景帝時的晁錯之死,蓋因其“耨略有餘而成事不足”,建國後的最大冤案,蓋因其有“爭權奪勢犯上取代之勢”,而宋高宗時的岳飛之死,則不可以以這樣的簡單原因來概括,但其存大忠、有大功,而被秦檜、王氏(檜妻)、万俟卨、張俊陷害而死,而幕後主使者正是高宗本人,像這樣君臣聯手除掉有功之臣而製造的冤案,歷史上還不多見。

岳飛是宋之中興四將之一,四人結局唯有岳飛不得善終,以後世人的眼光看岳飛的一生,會發現這一冤案的背後有著眾說紛紜,而又錯綜複雜的成分在裡面,既有高宗的忌憚、不滿在裡面,又有以秦檜為代表的主和派的構陷;既有岳飛本人的耿直、耍小性子,不諳世事,一心只做事的性格因素,又有同輩臣子明哲保身的助紂為虐。總之,岳飛的悲劇既具有國恨家仇——雪靖康之恥,收復故土,又有個人因素,然而,不管怎么說,在大眾心目中完美形象的英雄人物歷經千年風雨卻依然散發出迷人的風采,其高潔品質為後世所津津樂道,

高宗一心想和,不願與金為敵,希望過幾天安心日子,既然非雄心之主,那么,岳飛這樣的死戰之臣就注定會是以悲劇收場,中興四將毫無例外地以悲劇收場即是例證。不僅如此,沿襲太祖以來重文輕武,甚至防武之策的宋廷也決定了武將縱然馳騁疆場,為國殺敵,保家衛國,也終究會落得“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結局。以和為主,求和心切,屈辱求和,可以說,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猶如驚弓之鳥,於亂世之中急切地想找一避風港,找一安樂窩,鬥志全無,加之為自己皇位考量,雪恥以迎回徽欽二聖就成為遙遙無期之事,且化為高宗內心中時刻警惕的痛。所以,終高宗一朝,這成為死穴——無解,因為一旦欽宗回來,高宗的帝位將自動讓出,亦成為禁忌——至少表面上如此,只能口頭上提一提,不能真的去“直搗黃龍”。

可惜的是,這一大形勢,岳飛父子無法看懂,其心思不在這上面,岳飛出身農家,但家教很好,生於亂世,當有精忠報國之志,投身軍旅後,自是奮勇殺敵,屢建功勞,馳騁沙場,盡顯軍事天才,終晉升樞密司,太子少保等銜,所帶的岳家軍在當時宋軍普遍紀律渙散,戰鬥力堪憂,抗敵疲軟,而擾民有餘的情況下,能夠做到“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而且令敵軍聞風喪膽,甚至發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敬佩之語,不能不令人肅然起勁——讓敵人由衷佩服的人才是真英雄!岳飛就是這樣的人。血戰沙場之餘,岳飛的文學天賦也得到發展,一紙“還我河山”,不僅正氣凜然,而且流暢自如,頗顯大家之勢。而那首慷慨激昂的《滿江紅》亦非二流詞家所能為。

兼有武家和文學造詣的岳飛卻不諳世事,不能明了人主之心思,不能設身處地為主上著想,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南宋大勢,作為人臣,為國和為主並非永遠一致,而是一門心思地鑽進個人功名的圈子,並為之矢志不渝地進取。“文臣不愛錢,武將不惜死”的慨然而答不僅是一種諾言,更是一種身體力行。岳飛的忠直廉潔與他的武功一樣為人所敬佩。

既然不能與主上“同心德”,也就無法與主上“共進退”,不僅如此,因為是性情中人,岳飛曾因自己盡忠竭力的決策得不到認可而耍起小性子,索性辭職不乾,本是想以此力爭,但在主上看來,卻是威脅,甚至脅迫,帶兵之人,擁兵以自重,本就可以成為大忌,然而,岳飛自認為自己一心為國,絲毫不存在為私,更不可能存在犯上謀逆之心,所以,認為主上應該能夠原諒自己的這點“小過錯”。殊不知,這樣的“小過錯”正是埋下日後悲劇的禍根。

政見的不同,讓宋金和議前後的岳飛立即置身於另一個陣營,隨著其他中興之將的“見風使舵”而“及時脫身”而愈發孤立,此時的岳飛忠心依舊,可等待他的是已經羅織好的,“莫須有”的“謀反大罪”。

風波亭見證了岳飛父子的忠心義膽,而岳飛墓前的佞臣跪像則世代表達著人民樸素的愛憎訴求。

大哉,岳飛!嗚呼,岳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