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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議論文時事素材篇1：鄒碧華留下的法治遺產
成熟的法治期待成熟的法律職業共同體，而成熟的法律職業共同體萌芽於對專業素養的深耕和對職業倫理的自覺
上周三，上海一位優秀的法官離開了我們，按中國人的傳統風俗來算，昨天已是他的“頭七”。7天以來，不分南北，無論上下，法官、律師、教授、學生……整箇中國法律界都在惋惜他寫下《要件審判九步法》的深厚學養，回憶他維護律師職業尊嚴時發出的不懈呼聲，談論他殫精竭慮操刀上海法院司法體制改革中的忍辱負重。
如果諳熟中國法律職業發展的箇中曲折就自然心下明白，鄒碧華身後的哀榮不僅僅是業界向其本人的集體致敬，也是各種法治力量一次不同尋常的和解。儘管分享著共同的知識背景、共同的法治信仰，可這些年法庭之上法官與律師常常勢若水火，學院內外理論與實踐往往形同陌路，偏見與隔閡深埋在缺乏信任的互相鄙夷中，這種法律職業的四分五裂讓人痛心疾首。但是，鄒碧華的突然離世，卻像是觸動了聯繫著各種法治力量共同的神經，自發地融合成了不多見的同聲共鳴。
為什麼我們在鄒碧華身上求得了最大公約數?
成熟的法治期待成熟的法律職業共同體，但它從來不是脫胎自華麗空洞的概念，卻萌芽於對專業素養的深耕和對職業倫理的自覺。
多年來司法公信力不高，法律職業的社會形象常常被污名化，箇中緣由難以迴避法律職業共同體在職業化之路上的跌跌撞撞。職業化如若效果不彰，法律職業共同體內部的職業素養和職業倫理就參差不齊，結果將導致即使一批批法律人懷抱著法治理想進入這個行業，卻會面臨“播下龍種，收穫跳蚤”的命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推進法治專門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提高職業素養和專業水平。”在眾人眼中，鄒碧華的學識、胸懷、視野和對司法的熱情，吻合了人們對成熟法治里一個職業法律人純粹品格的企盼，他們對鄒碧華的致敬也是對自己心中法治的重新確信。
而對於業界來說，這次共同體意識的意外動員，更要歸功於鄒碧華站在整體的高度與個別陳見拉開距離，由此彌合分歧、達成和解。他清醒地認識到各種法治力量都是為公眾輸送公平正義的平等一環，唯有珍視這種相生相存的價值紐帶，才凝聚起法律職業最大共識、重拾社會對司法權威應有尊重、贏得人民民眾對法治未來的真誠信仰。正如他自己曾在一篇博文中寫道：“當法官做到這一點的時候，法庭內就會建立起一種信賴的氣氛。當這樣的法官多起來的時候，整個司法就會獲得受人尊崇的社會基礎。”
然而，鄒碧華的難能可貴，恰恰反襯出現實中這種職業品格其實並未普遍建立起來。因此，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當鄒碧華成為一座為整個法律職業共同體仰望的高峰時，他所留下的法治遺產，他在無數人心中種下的法治想像，卻讓我們無法僅僅滿足於停留在“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複查聶樹斌案：正義可以遲到但不能缺席
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發布訊息：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和有關法律規定的精神，決定將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的聶樹斌故意殺人、xx婦女一案，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進行複查。這一天，最高法此舉無疑將重重地載入中國司法發展的史冊，也必然會在中國捍衛司法公正的進程中豎立起一座里程碑。
……
“每一個判例，都可能為公眾的法律信仰添加一塊基石;而每一次失誤，也都可能成為這一信仰崩塌的鏈條”，極為引人矚目的聶樹斌案，如果最終無法得到公正的審理，如果最終不能公布一個符合程式正義的法律結果，中國的司法將無法托起全體公民的信賴。反過來，聶案進入異地複查階段，儘管這僅僅是一個開始，但已經激發了許多失望者的期盼。三年前，南都社論曾經將再審聶樹斌案，喻為中國司法面臨的自救之役;三年後，最高法指定異地複查，也許可以被看做是中國司法一種遲來的自救。
“正義從來不會缺席，它只會遲到”，但願這句出自法官休尼特的膾炙人口的名言佳句，最終能在聶樹斌案上得到實現。
社科院學者：不應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
中國社科院學者房寧認為，不應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法治和人治的關係，好比汽車大還是司機大。人治就是一個經驗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個規範性的治理。法治不是一個點，不是一個線，而是一個可能性的空間，那么在這個空間中就是人治。
法治不是終點
……
在中國，和法治建設一樣熱鬧的是關於法治的思想論爭。這個論爭主要在“要不要法治”和“要什麼樣的法治”兩個層面上發生，但是在這兩個層面上都還有許多問題沒有達成共識，不論在官方還是在學界，或是在普通民眾的理解中，這兩個層面都還處於毛坯狀態。
我的上述分析角度，是受到康奈爾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於興中最近出版的《法治東西》一書所啟發。這本書提出了被很多人忽略的關於法治的第三個層面的問題—“除了法治我們還應該要什麼”。這本書有宏大的思想關懷，構建的是關於多維文明秩序的宏大理論，提出了一個超越法治的理想社會圖景。
為什麼除了法治我們還需要其他力量?於興中在書中寫道：“一個完全建立在智性和法律之上的法治社會只能造就一大堆現世主義的個人主義者，卻孕育不出秉性健全的人來。”
我在這裡只用於興中的理論來分析上述這件生活瑣事。當我們面臨一個問題時，我們訴諸的終極因素是什麼?除了計較功利得失的法治理性之外，還有講究個人德行、素養、友愛等修為的心性，還有注重虔誠、悲憫和寬容等屬於宗教領域的靈性。這些構成了每個人內心的秉性結構。我們在何時何地何事上願意訴諸哪一種秉性，這對每個人能夠獲得怎樣的人生意義至關重要。
因此，在很多問題上，我們面臨著“法治或其他”的選擇。按照我對《法治東西》的理解，只有在“人生必需”的意義上，我們才應該首先訴諸法治。這些必需包括構成人的生存和尊嚴的基本要素，在法律上往往表述為人的各種基本權利，但對於不構成人生必需或是人生必需中屬於無關緊要的內容，我們可以甚至應該從其他角度來考慮。
最後需要強調的一點是，當我在談“法治或其他”之時，這種選擇只限於普通個體。對公權力而言，除了選擇法治別無旁路，因為在不受法治約束的公權力之下，沒有人的“人生必需”是安全的。
20xx議論文時事素材篇2：聚焦傳統文化引發熱烈反響
中央電視台2月27日在北京召開百集大型紀錄片《記住鄉愁》(第一季)研討會。
中國現有村莊約60萬個，其中古村落約有5000個，被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界定為傳統村落的有1561個。這些村落大多始建於明清時期，有的可以追溯到唐宋時期，部分村落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百集大型紀錄片《記住鄉愁》，從中選取100個以上的傳統村落進行拍攝，實地走訪，真實記錄，一集一村落、一村一傳奇，圍繞“忠孝勤儉廉，仁義禮智信”等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在傳統村落的千百年傳承，講述一個個生動感人的古今故事。
第一季60集節目於20xx年1月1日起，在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CCTV—4)每晚20點黃金時間首播，目前已播出50多集。節目播出後引發海內外觀眾強烈共鳴。上海觀眾趙韜說，《記住鄉愁》以家族血緣為紐帶維繫社群，立規範，建秩序，可供今天大都市中的社區借鑑。深圳觀眾郝麗萍說，《記住鄉愁》是對正在快速消失的中國鄉村及民俗文化史詩般的記錄，很有史料價值。南非觀眾陳一凡說，節目每集或以一個村莊，或以一個家族，上溯祖宗之德之源，平敘當世安詳和諧，深究根源，娓娓道來，展現了一種安詳、和諧、質樸、怡心怡性的鄉村生活。
與會專家學者對紀錄片《記住鄉愁》給予高度評價。古建築學界專家認為《記住鄉愁》是“立體的教科書，現成的博物館”;歷史學者認為《記住鄉愁》呈現了一幅生動的歷史畫卷;民俗學者從《記住鄉愁》節目中看到了一個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化石;社會學家認為，在傳統古村落中留下了許多社會治理、國家治理的寶貴智慧和經驗，對於當代社會來說同樣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20xx議論文時事素材篇3：“亞洲版奧斯威辛”應被全世界記住
77年前南京那個最冷的冬天不僅應該被中國人銘記，更應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傷痛記憶。12月13日起，時為中國首都的這座城市陷落後的一個多月里，侵華日軍血腥屠殺了30多萬無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xx搶劫、焚燒破壞，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77年後，中國將首次以國家名義悼念那場災難中的死者，在13日舉行國家公祭。這意味著中國要進一步固化以南京大屠殺為代表的日本侵華罪行史實，並將其上升為全中國、乃至全人類的共同記憶。
由中國最高立法機關決定設立的這個公祭日，將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戰爭罪行，牢記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表明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
77年後才來臨的以國之名的公祭，正是要與當前一些人的“歷史健忘症”針鋒相對作鬥爭，尤其是警示以安倍晉三為代表的日本右翼正視歷史，妥善處理現實問題。
南京大屠殺事件被稱為“亞洲版的奧斯威辛大屠殺”，是二戰期間侵華日軍諸多暴行中最集中、最典型的一例。南京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早已將日本軍國主義永遠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
但一段時期以來，日本右翼質疑南京大屠殺遇難者人數、抹黑倖存者，甚至將南京大屠殺誣為虛構，辯稱為是為鎮壓俘虜叛亂，試圖將真實的歷史記憶徹底抹去。他們還參拜供奉有侵略並屠殺中國人的日本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
他們甚至篡改歷史教科書，企圖將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從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年輕人的記憶中抹去。不少日本人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殺，卻只記得日本是核子彈爆炸的受害者，認為二戰中日本是受害國而非加害國。否認南京大屠殺及其他戰爭殘暴行為，實際上成為日本右翼否認侵略歷史、進而挑戰戰後國際秩序的突破口。
中華民族在二戰中遭受了巨大傷痛，在國家層面集中祭奠死難者，這與中國的大國地位相符，也符合國際慣例。二戰後，美國、俄羅斯、波蘭等主要參戰國政府紛紛推出國家級哀悼日，以國家公祭形式祭奠遇難國民，加強民眾對國家遭受戰爭災難的歷史記憶。
令人遺憾的是，南京大屠殺的國際認知度比起二戰中的其他一些慘劇，要低得多，沒有獲得相應的歷史地位。
在西方，由於戰後美國對日態度的變化及東西方陣營的長期對峙，南京大屠殺歷史一直沒有引起國際社會足夠關注。今天，許多人不了解這場災難。
今天，歐美國家的一些人對中國在二戰中的歷史貢獻刻意漠視，在中日歷史和領土主權爭端中採取縱容日本一再破壞戰後秩序，這就是新的綏靖政策。這是遺忘歷史的表現。
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忘記歷史必將重蹈覆轍。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曾說，如果我們不向歷史學習，我們將被迫重演歷史。
因此，在明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前夕，中國舉行國家公祭，是對日本右翼的警示，更是要讓這段慘痛的歷史在全人類的記憶中紮根，防止歷史悲劇重演，從而維護世界和平。
隨著越來越多親歷與見證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衰老、離世，以國家公祭的方式撣去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上的灰塵也十分緊迫。
中國人認為，“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只有敬畏死者、追念先逝，社會之風俗道德才可以漸漸篤厚起來。在當今中國，舉行這樣規格的公祭，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倡的“愛國”等主張相契合，不單是對死難者的祭奠，更是對民族精神的一次喚醒，以增強民族凝聚力，推動“中國夢”的實現。
此間觀察家指出，中國強化民族記憶的目的不是為了渲染仇恨。正如已故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李秀英所說：“要記住歷史，不要記住仇恨。”
20xx議論文時事素材篇4
一項調查數據顯示，我國青少年喜歡的20個經典動漫形象中只有1個來自中國。孩子們對白雪公主、醜小鴨等西方童話角色往往耳熟能詳，對孟姜女、田螺姑娘等中國民間故事人物卻知之甚少。可以說，中華民間故事在當代生活中已嚴重失落。
是因為中華民間故事不夠精彩嗎?顯然不是。中華民間故事數量眾多，既有神話、傳說，又有童話、生活故事，這些故事既承載著長期積澱下來的文化傳統，又包含豐富的歷史信息、生產和生活知識，也蘊涵著中華民族的道德情操、人生信念和價值觀念。很少有人知道，中國早就誕生了西方經典童話的原型故事。比如，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人段成式記載的《葉限》中，就包括後母虐待、神力幫助、集會出彩、以鞋驗身、嫁與王公等情節，與《灰姑娘》的故事如出一轍。而清人黃之雋記載的《虎媼傳》，則是典型的“狼外婆”類型故事，它比《小紅帽》的情節更複雜，傳遞的文化信息更豐富，卻鮮為人知。大量散見於古人筆記、野史中的民間故事，運用活潑形象的語言，展開豐富的想像，演繹著感人的故事，謳歌善良、誠信、智慧和勤勞，鞭撻兇殘、自私、虛偽和懶惰，不僅會是童年最難忘的回憶，更能滋養心靈、陶冶情操，在潛移默化中奠定最初的是非善惡觀。
故事精彩卻難逃失落，與今人的挖掘功夫欠缺有關。魯迅的《故事新編》是一部“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在“博考文獻”的基礎上，“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義大利著名作家卡爾維諾則對義大利民間故事進行了蒐集和整理，出版了《義大利童話》。所以，挖掘民間故事絕不是“小兒科”!當前許多民間文學專家，往往重研究而輕實踐，不願意在蒐集、編纂故事這樣不算科研成績的事情上花費精力。缺少了學者提供的“原材料”，出版商又多以利潤為終極訴求，於是五花八門、各種版本的《伊索寓言》《格林童話》《一千零一夜》霸占了童書的櫃檯，我們自己的民間故事卻愈加罕見。此外，西方童話之所以在我國大行其道，很大程度上在於綜合運用了多種媒體，順應了從口耳相傳到聽覺、視覺、觸覺、生活日用相互影響的時代變化。美國迪士尼公司在這方面用力頗多，他們對民間故事進行的創新性開發，不僅有效輸出了自己的價值觀，也贏得了口碑，賺得了巨額的利潤。相比之下，我國在綜合運用多媒體傳播、開發民間故事方面還缺乏好的做法。
為此，中華民間故事的發揚光大還需要社會各方面勠力同心、有所作為。比如，政府有關部門應制定相關政策，引導全社會對民間故事的關注，加大對民間故事傳承、傳播的政策和資金支持。教育部門需在學科目錄和專業設定上提高民間文學的地位，並適當增加民間文學作品在中國小教學中的比重。民間文學專家應充分利用專業優勢，在數量龐大的中華民間文學作品中篩選出一些優秀作品，並進行符合時代精神的改編，形成一些作品集。文化企業則可以此為基礎進行再加工，出版圖書，繪成圖像，錄製音頻，或改編成影視劇、卡通片、舞台劇等形式，形成綜合優勢。
同時，還可充分發揮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作用，組織民間故事講述、表演大賽等，廣為宣傳。至於家長，在為孩子挑選故事的時候，也要對“我們自己的”有更加明確的傾向性。
民間故事的“失落”，是中華文化的重大損失，不僅會使我們坐失這一領域的話語權，也浪費了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寶貴資源。我們應該面向世界，協同努力，講好自己的故事。打撈“失落”的民間故事，已經刻不容緩，否則將會耕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
20xx議論文時事素材篇5
扶老人，更要扶的是我們這個民族千百年來尊老敬老、孝順長輩的道德傳承，最終扶的是每一個總有一天要老去的我們自己沒有監控視頻的地方絕不能扶老人?不事先請好幾個路人作證就不敢幫老人呼叫120?這些看似荒唐的舉動，卻在近幾年的社會上頻頻出現。“老人倒地該不該扶”這個話題自南京彭宇案首次闖進輿論場以來，每一次媒體對類似事件的報導，都會挑動公眾敏感的道德神經。
就扶不扶老人而言，每次公共政策的選擇，其背後都有肇始於一個社會人心變化的影子。
顯而易見的影響是，在歷次事件中一旦個別案例釀成了輿論事件，那些鋪天蓋地先入為主的支持或指責，會給政府依法行政、法院獨立審判形成巨大的輿論壓力。行走在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平衡木上，結果更容易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越來越倒向聲音更大的那一方。
但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對老年人形象的妖魔化，給每個人是否已為老齡化社會做好社會心理上的準備打下了一個問號。有分析報告指出，20xx年中國老年人口已超2億，20xx年將達3億，諸如“倒地老人要不要扶”之類在年輕群體與老年群體之間發生的爭論，未來必將更多地出現在社會公眾的視野中。屆時，這將不再僅僅是一道是非題，更是每個家庭都可能面臨的現實困境，與你我都相關。因此，以什麼樣的社會心理面對這個未來，將影響這個國家在老齡化社會裡的公共政策走向。
“老人倒地沒人扶”和“扶了老人反被訛”的確都是社會生活中發生的真實，但應該清醒，我們之所以常常說“人咬狗”抓人眼球，正是因為“狗咬人”才是社會中更為普遍的真相。在2億多老人的中國社會裡，碰瓷訛詐才幾個?可是，在以網路為代表的新興輿論場中，活躍的幾乎都是年輕群體，老年人大多因為對技術的陌生而在其中完全失語。如此環境下，不光是“扶不扶老人”，在廣場舞等熱門話題上，竟然出現“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這樣譁眾取寵的偏頗聲音。
都說是“前人種樹，後人納涼”，中國能創造出今天的繁榮，與正在逐漸老去的這一代人的艱苦奮鬥密不可分。但老年人在一個社會總是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尤其在未來越來越多“4—2—1”的家庭結構下，面對不同年齡層群體間利益矛盾的增大，爭取自己利益的能力更弱、聲音更小。因此，要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能決定公共政策選擇的，不僅僅是一個撫養比的問題，更關乎年輕人如何看待和尊重老年人的問題。
扶老人，更要扶的是我們這個民族千百年來尊老敬老、孝順長輩的道德傳承;扶老人，最終扶的是每一個總有一天要老去的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