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里京在這部電影中的表演，完全達到了世界級影星的水平。但可能外國人不理解中國國情，會看不懂這部電影吧。我一直認為能代表中國演員濟身世界的只有周里京和周潤發二人（梁朝偉也屬演技一流，但身形偏矮）。可惜中國大陸再沒有優秀的產品，使周里京沒能更輝煌，很可惜。
看不懂《人生》，你不知道自己的不幸的；
看懂了《人生》，你知道自己是不幸的。
認識人生的選擇，男人必須看《人生》。
閉上眼，高家林端著饃筐慌忙地走過。睜開眼，騎毛驢、蓋紅紗的劉巧珍在淚光中頻頻回頭。
淚水總是這樣無聲地流下來。整整20年了，《人生》還是以這樣刻骨銘心的方式，屢屢帶著一些木紋樣厚重的記憶回到人們眼前。也許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一部《人生》曾引發了全國關於道德觀、價值觀的一場大討論；也許更加沒有人知道，這是第一部被選派參加奧斯卡評選的國產影片。
故事其實不複雜。一個改革開放之初的農村青年，為了進入城市，奮鬥又奮鬥，碰壁又碰壁，掙扎又掙扎，最後，覺醒又覺醒——《人生》，似乎更像是中國版的《紅與黑》，千千萬萬中國農村青年的個人奮鬥史和血淚史。
但《人生》的價值，卻遠不止於如實記錄了80年代特定的中國國情，它有著超越情節本身的動人力量，當鏡頭在茫茫的黃土地、曲折的山路以及一片貧瘠的山村中拉開時，讓我們重回電影，尋找答案。
1982年第三期《收穫》的文學雜誌上，正式發表了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這個新生兒的誕生，鏇即成為中國文壇上引人注目的作品，被視為當代文學具有開拓性的力作。
當時，中國文壇已出現了不少探索人生的作品，當有的小說把人生引向宗教、引向虛無、引向自我、引向生存競爭的時候，《人生》這篇小說卻“反其道而行之”，把“人生的意義引向火熱的中國變革的現實生活中，鄭重而嚴肅地提出了一個關於人生觀”的嚴肅命題。
於是，《人生》的轟動便由文壇走向至世界、大學校園、工廠農村，隨著同名電影改編拍攝的巨大成功，有關“高加林與劉巧珍的愛情悲劇”，鏇風般地在全社會、在港台甚至跨出國界，在日本、法國、蘇聯、英國等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國度里，掀起了一場此起彼伏是是非非的大討論。數百家國內報刊、電台、電視，紛紛揚揚，爭先恐後地開闢各類專欄或專題節目，為不同文化層次、不同生活經歷、不同生活領域的人們，提供“讀後感、觀後感”之類的討論場所，一時間，直到高加林和劉巧珍的人比知道路遙的人還多得多，人們為此爭吵得一塌胡塗。尤其在大學生宿舍，男男女女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拳腳相加。作者本人也被青年人推崇為“人生顧問”，來信，來訪，座談，演講，把路遙忙得不亦樂乎。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罵得狗血淋頭的同時，也把憤怒的子彈對準了“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北京一位賣菜的老太太曾追在周里京的後面，罵他“這就是那個沒有良心的高加林小子”，以致很有希望成為“最佳男演員”的周里京，在電影“百花獎”和“金雞獎”評選中，吃了不少“啞巴虧”。
當周里京在好多場合遭到不應有的冤屈和辱罵時，“劉巧珍”的扮演者吳玉芳卻處處受到同情和歡迎，她走起路來，不必像周里京那樣提心弔膽，甚至一些懷有同情心的年輕人，斗膽向吳玉芳發出求愛的信號……說起《人生》，就一定不能忽略路遙。寫於1982年的《人生》，是個僅僅13萬字的中篇，它在發表之初，就已經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到了1984年，吳天明將它搬上銀幕，更造就了青年人關於人生價值的熱烈討論，一時蔚為大觀。
以自己為藍本，《人生》是農民的兒子路遙寫的一本主角為農民的書，而高加林的人生，既是路遙人生的一部分，又是80年代大多數農村青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