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園》一書的封底上標明：“1985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克洛德·西蒙的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八種語言在世界各國出版。”這就顯得我們有必要提醒讀者，法國小說，儘管人們說它在國際舞台上表現得如此糟糕、如此渺小——以至於可以允許那些卡德娜拉說，我們最最神奇的出口產品遇到歷史性的下跌——但畢竟還擁有一個得到普遍承認的活著的代表。至少有一個。
或許，確實有必要發出這一提醒，有必要喚醒沉睡了的記憶，因為克洛德·西蒙還沒有悄悄地滑入法蘭西式的“大作家”模子之中。時間會安排事物。在他最初發表作品的時候，他被認為是先鋒派．或者是醜聞者，或者太革命，或者因為新穎而無法年讀，當這位大作家並沒有乖乖地在他的新酒中兌水，並沒有放棄自己當初的大膽嘗試的時候，他發現，他已經被公眾趣味的進展漸漸地追上了。新穎成了氣候，發明變為通常的閱讀。人們看到追隨者如百花齊放，他們之於作者，恰如成批流水生產的汽車之於設計的原型。成百的普魯斯特，成千的塞利納，證明出來的卻是，只有一個塞利納，只有一個普魯斯特。昨天那不可接觸的挑撥離間者，今天搖身一變成了開路先鋒，成了確信的價值所在，成了經典作家。
六十年來，克洛德·西蒙一直在寫作、發表。六十年來——不妨說五十年，就算他最早的書什麼都不值，就算那時他是在福樓拜的陰影下做練習——面對著絕大多數的批評和絕大多數的法國公眾，他似乎碰撞在了一種固執的、厚實的、無法突人的抵抗上。他的每一本書——到今天已經有二十多本了——都面臨了同樣的封閉，同樣的惰性，同樣的老調唱出的同樣的抱怨：說作品令人厭煩、無法卒讀、沒有故事、晦澀難懂。以至於《弗蘭德公路》或膿事詩》的敬仰者竟落到某種滑稽的處境中，不得不為一部他們明明知道根本不需要請律師的作品做“辯護”。
《植物園》也不會例外。克洛德·西蒙遵循其開創的文學道路的能力沒有改變。《植物園》並不僅僅是克洛德·西蒙的新小說，這是一部新的小說，一本年輕的書、對早早已經丈量過的大陸的勘探，但卻以另一種步子，用另外的工具，按照另外的規則。指責西蒙一本書接著一本書地重複同樣的小說因素，就如同指責倫勃朗四十次面對著他的鏡子畫自己，同樣的荒唐。《植物園》，如同克洛德·西蒙的大多數小說，屬於自畫像那一類。
小說的最開始是一段蒙田的引語，像是一塊招牌：“無人能描繪自己生命的確切圖像，我們只得取其片段。（……）我們都是小碎塊，具有如此無形而多樣的結構，每一塊，每一時刻，皆有自己的戲。”這裡標明的，不是書的計畫，而是它的素描：敘述一個生命，它從來不是一段直線的、有著固定方向的軌跡，而是一堆雜亂的小碎塊和斷片，不斷地被記憶重新組織和改變，最後被文字賦予一種形式——倘若還不能說是一種意義。同蒙田的《隨筆集》一樣，懷著同一種巴羅克式的願望，即不把繁多簡縮為單一，《植物園》不是一本平平展開的書，而是片段——肖像、引語、註解、描繪、照片、檔案——的一種凝結，這些片段彼此呼應，彼此對立，貼合，滑動，改變著它們的鄰近和它們的回聲。
但是，蒙田作為人文主義哲學家，尋求的是通過認識自己來認識人與世界的秘密；而克洛德·西蒙是作為藝術家和小說家來寫作的。認知不是他的事，他要做的只是創造。《植物園》創造了我們鮮艷的世紀的一種鮮艷的形象，它因其真實而激動人心。這就如同弗蘭肯斯坦博士（Dr．Frankenstein）邀請我們參觀他的實驗室，要和我們一起分享他的經驗。不僅僅要為一個東拼西湊的小精靈吹人生命的氣息，還要同予他一段歷史、一種記憶、一種社會生活。另外，更要讓那些圍繞著他的、改變著他的東西活起來，生動起來，即那些他看到的，他早已經看到的、感覺到的、聽到的、渴望的東西，還有由他的記憶所保留、所發明的那些變動著的形象。還有那些事件，不論是殘碎的．還是巨大的，儘管它們有時候遠離著他而發生，但由於邏輯與偶遇的無法控制的遊戲，會改變他那曲折的、無法提示的過程。還有，死亡的感覺。
在小說一開始，便是一片混沌。殘屑、斷片如同散亂的肢體；同時的形象——一些來自美洲，一些來自亞洲——好賴被小說家引入到書頁的表面，就仿佛眼睛同時盯著許多螢幕看。“這是不可能的，但人們總可以試一試。”但願那些貪圖舒適的讀者不要因這些生硬的啟動而氣餒：漸漸地，敘述形成結構，然後，按照與懸念規則同樣有力的一種具有敏感性的活力的規則，又孕育出別的敘述，這就如同在《神秘的畢卡索》中，人們以為十分任意的一種帶色彩的直線與圓圈的遊戲，開始顯出一隻公牛的腦袋，隨後變成一個競技場，再後來變成一場殊死的搏鬥。
由此出發，就是節慶，儘管這一節慶總歸是悲劇性的。在這一寫作的光耀中，爆炸的無疑是我們的世紀。小說中，有這一世紀有組織的、冷靜的屠殺，有它神奇的和無力的首領，有它受騙的但又自信得很的活動家，有它無限的、討厭的閒聊——西蒙很樂意利用普魯斯特，有它飽後的和飢餓的城市，有它作弊的審判，有它世俗的藝術家，有它樹立起的和被損害的聲望。一幅神奇的廢墟之景，如此的巨大，以至於我們決定不再相信它的現實，這現實超越了我們，壓倒了我們，我們的眼睛看久了實在有些疲勞。甚至，由於在所有的地平線方向上尋找極點，連指南針都失靈了。《植物園》將始終是一部寫我們歷史之荒唐的偉大作品。“在我看來，要在文學市場上拖曳我心靈的內情，對我的感情作一番漂亮的描繪，是一種不合時宜，一種卑劣行徑。”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寫道，西蒙也引用了這句話，無疑是為自己的目的所用。但這位俄國作家還寫道：“然而我不無痛苦地預見到，要徹底避免感情與思考（它們甚至保不準還是平庸的）的描述，也許是不可能的：任何的文學努力，即使它僅僅只是為自己而作，也都那么使人道德敗壞。”西蒙有些獻出了他自己，興許不無痛苦，違背了小說家應該保持冷漠的原則，這條從福樓拜以來始終被看得很嚴格的規律。他以一種十分的節省來做——一個跟他很相像的人物叫作S——恐怕只有理論上的阿亞托拉會以革除教門來打擊他。此外，這也沒有什麼遺憾的：長期以來，克洛德·西蒙早已經被驅逐出所有的教堂。
相反，讀者們將會很高興地看到西蒙最近那些小說所宣告的和準備的讓步。人們顯然沒有料到，作者安頓在舞台的前台，誇誇其談，歸納重點，一針見血，攤開碎片展示他的心靈和他的腦海。他的內心始終停留在文學上，但重要的是，人們能聽到他的哺哺自語和他的深深嘆息。克洛德·西蒙的文字已經對我們講述了他的感覺，他對物體及人體的視覺、觸覺、嗅覺性質的特殊感知，他那畫家般的眼睛，他攝影師般的窺淫通。眾多的特徵證實了他的一個願望，即堅守在事物的外部，與一種很成問題的內在性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但是，在《植物園》修補過的大壁畫上，還混雜有別的東西：一種諷刺挖苦的趣味，在我們看來，這有一點兒杜米埃（Daunder）某些精彩雕刻作品的味道，例如，這一段對英國女王某次訪問巴黎作的速寫：“……她向前走來，微笑著，放慢了腳步，取勝點了點頭，接著又走動起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女子，甚至不是一個簡單的女王，而是（她父親曾統治著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地方，她本人卻只不過統治著一個半毀的、附庸於富有的老大哥的民族）某種既和藹、又脆弱、又卓絕的什麼，因她的服裝、她的裙子和她繡球花色的幗子，她像是一朵稀罕的花，儘管有些褪色，因她的舉止，她做是一艘裝甲規的伯柱和銀行上的三角幗，哪怕已經有些破損。”
作為這一幽默、這一冷酷的對稱物的，則是另一種貪吃的美食家的形式：“這一批人心肺的、傷感們滿的貪婪，那罪犯正是懷著這種貪婪看著他周圍的世界。”
摘自《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