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企業所有權的配置
在公司治理中，企業所有權的配置原則對治理制度設計具有指導意義，其不僅決定著治理主體的外延，還影響著不同治理主體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具體公司機關的設定。豏對於公司治理中企業所有權的不同配置，向來是理論界爭議較大的問題。首先是企業所有權的配置應當實現什麼樣的目的，應當符合什麼要求;其次是依據什麼進行不同的配置才符合這種要求，才能較好的達到這些目的。在第一個問題上，治理效率的目的和要求成為企業所有權配置的首要考慮。在第二個問題上，存在兩大對立的理論觀點，即“資本僱傭勞動”的邏輯和“勞動僱傭資本”的邏輯。有人認為，“資本僱傭勞動”的終極原因在於資本和勞動力這兩種資源的相對價格不同，相對價格不同造成了談判地位不對稱，資本所有者順理成章的占有了勞動者的剩餘並且獲得了對企業的控制權，而勞動者的先天‘弱勢’和‘理性的無知’促成了這一結果的產生。“這只是種”可能“，並不能作為物質資本所有者控制企業必要性的論據。”企業所有權並不一定與資本的投入有必然的聯繫，實踐中這兩者也往往是分離的。“這其實是否定了企業所有權只能配置於物質資本投入者的觀點。從這種意義上講，企業所有權的安排是一個根據各種條件及需要的選擇問題，而進行具體選擇的依據則是異質性資本的特點及社會環境。”資本僱傭勞動“的邏輯選擇依據是物質資本主體可承載企業所有權的特點：”勞動僱傭資本“的邏輯選擇依據是人力資本主體可承載企業所有權的特點。因此，從歷史長河來看，二者本無優劣，但將其置於具體的社會環境下，則有效率的差異。總之，企業所有權配置依據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異質性特點，只有結合具體的社會環境進行分析，才能得出哪種邏輯更具有合理性的結論。
然而，對於企業所有權的最優配置狀態，觀點也遠未達成共識。有觀點認為，四大原因影響著企業產權初始安排的調整：一是社會信用制度的發展;二是產品需求結構和企業生產方式的變化;三是人力資本易於隱藏的產權特徵;四是人力資本的專用性。這四種因素從不同角度推動著企業產權安排的調整，並與其他相關因素結合在一起，共同決定了特定時期和特定條件下企業產權安排的均衡點。的確，企業所有權配置對企業治理效率的影響不僅取決於企業的異質性資本因素，還取決於其他社會條件。單純的“資本僱傭勞動”邏輯或“勞動僱傭資本”邏輯肯定不是最優的，而僅是次優選擇。因此，根據影響治理效率的各種社會條件因素尋求兩種邏輯之間的均衡點，是達到理想效率的一種可行途徑。也有學者納入了知識成本和代理成本的變數，認為在企業僅受代理成本約束的條件下，“資本僱傭勞動”是最優的企業所有權安排;在企業只受知識成本約束的條件下，“勞動僱傭資本”是最優的企業所有權安排;當企業經營和發展處於正常狀態，面臨知識成本與代理成本的雙重約束，企業剩餘索取權和控制權必然是集中與分散對應的相互結合，因此共同治理是企業所有權安排的常態。劉剛也認為，企業的最優所有權安排是在知識成本和代理成本共同約束下，剩餘索取權和控制權的對應安排。
從學者們對企業所有權最優配置的不同觀點來看，理論結論與現實總是存在程度不同的差距。“資本僱傭勞動”的邏輯結論無法解釋人力資本所有者分享企業所有權的現實：“勞動僱傭資本”的邏輯也無法回應公司經濟長期奉行的物質資本至上的歷史：“共同治理”的邏輯則更是玩起了“中式太極”，雖然能從理論上為物質資本所有者與人力資本所有者分享企業所有權的現實提供理論支持，但卻沒有研究兩種邏輯在具體條件下的不同地位，也就很難協調二者在公司治理中的關係。同時正如達爾所認為的那樣，所有權與控制無關。“在方法論上，我們認為研究企業理論應該更多地採用實證方法，因為企業理論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組織制度安排’而不是‘最佳的組織制度安排應該怎樣’”，這一觀點給我們以極大的啟示，既然企業所有權配置完全是依據企業異質性資本的特點並結合具體的社會條件和需要進行的選擇，那么孰為“最優”邏輯這一問題就顯得不太重要，而對各種邏輯中控制過程則意義重大。
以上即是公司治理中企業所有權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