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譯者作為譯入語文化的一個成員，其審美取向、意識形態、價值標準等必然會深深打上獨特的烙印，並影響到他的翻譯行為。譯者的主體性必然地活躍於翻譯的全過程，從譯者對於原著文本的選擇直到翻譯技巧與策略選擇都包含著譯者強烈的主觀色彩。任何主體都不是孤立的，而翻譯則是譯者這個特定時期的文化載體和源語文化的能動的溝通與融合。當譯者擺脫了“奴僕”地位和“翻譯機器”的尷尬時，就會發揮其主觀能動作用，積極地介入交往行為。譯者主觀性的提升會使譯本帶有強烈的再創造特點，這也正說明了翻譯界要做的是提供不同的譯本，讓不同的譯者對原著進行闡釋，從不同的側重面達到交往目的，而不是用外在的規則要求譯者整齊劃一。這就要求我們對待翻譯更為寬容，對待譯者更為寬容，允許譯者的不同詮釋，允許多種譯本的存在，使交往在開放的、平等的語境中更加有效，更加合理。
四、結束語
相對於著者而言，譯者的身份是讀者，而相對於讀者而言，譯者的身份又是作者。因此譯者就承擔著一個至關重要的橋樑作用，不能單純從讀者的觀點為譯者制定標準，也不能機械地從原著的角度評價譯者是否“忠實”。在翻譯中企圖設定一些至高無上的終極標準來規範翻譯，解決翻譯中的一切問題是不可能的，只能破壞平等對話的基礎，最終成為有效交往的障礙。掃清這一障礙的關鍵就是重新確認譯者的主體地位，不再使譯者成為工具理性的奴隸。因此，若要真正理解翻譯，做好翻譯，就必須把被機械地規劃成客觀世界的翻譯拉回人的世界中，認識譯者主體性的重要，不再單純地糾結於技巧與規則。用工具理性所歸納的外在規則約束譯者必然會使譯者如履薄冰，讓譯者“戴著鐐銬跳舞”則必然不會將美好的舞姿呈現出來。譯者只要能夠運用正確的語言使自己的譯作被人理解，並因此達成不同文化問的理解與交往，就應該是成功的譯者。至於具體的翻譯技巧與語言選擇則是因譯者的不同個性和氣質的差異有所不同，並不影響交往的達成。因此要使翻譯走出技術理性的暴力，回歸人文領域的寬容與人性，必須確認譯者的主體性，使譯者在不同文化交往行為中取得與著者和讀者同樣的平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