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美國政府加強了對債權國的評估，而對最大債權國中國的評估和相關立法最為重視。第112屆國會提出的幾項關於評估中國持有美債對美國的影響等問題的法案較為典型。如xx年5月19日，德 克 薩斯 州聯 邦參議 員約翰·考寧在參議院提出“外國持債透明度與威脅評估法案”(s.1028)，6月14日，德克薩斯州聯邦眾議員山姆·詹森(sam johnson)提出同名法案(h.r.2166)。兩項議案力圖增加外國、特別是中國持有的美國債券的透明度，以便更好評估外國持債對美國造成的潛在風險。兩個立法議案認為，特定情況下中國持有的美債會成為操縱美國政策的工具，中國會藉此影響美國對台政策，可能企圖以拋售美債的方式打擊美國經濟等。此外，由眾 議 院 軍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巴 克 · 麥 肯 伊(howard p.buck mckeon)主持制定的“xx財年國防經費授權法案”(h.r.1540)，要求國防部就中國持有美債對美國 安全 造成 的風險 進行評估。
其實，美方對中國會藉債權危及美國安全或政策獨立性的擔憂總體上有誇大其詞的色彩，因為無論是從意圖還是能力(如所占美債份額有限)上看，中國並沒有利用所持美債打擊美國經濟的可能，更未對美國造成實質性的安全威脅。
3.債務關係對中美政治行動空間的不同制約。
雖然美國對中國的債權國地位似乎頗為忌憚，但實際上，中美債務關係對兩國行動能力的制約是不對稱的，或者說兩國間形成了一種非對稱的相互依賴關係。如前所述，中國沒有意圖以所持美債破壞美國經濟。同時，由於中國持有的美債規模較大，一旦大幅減持，必然造成連鎖反應，導致美債價格下跌，致使中國所持美債價值大幅縮水。況且，如果中國不持有美債，目前並無可行的大規模分散投資渠道，如僅持有美元，則等於向美國提供無息貸款。由此可知，儘管美國積欠了中國空前規模的債務，但美國並未因債務問題而在對華政策上明顯受限，倒是以購買巨額美債而對美顯示信心和支持的中國反受羈絆。
金融危機以來的中美關係，在歐巴馬政府執政初期的xx年，曾經歷了短暫的“蜜月”期。彼時正值美國深陷金融危機之際，需要中國與之“同舟共濟”。此後隨著美國金融形勢相對穩定，中美關係卻呈現一波三折狀態。近來，美國全球戰略布局大幅調整，重返東亞步伐加快。在涉及中國重要利益的地區性問題上，如南海主權糾紛、朝鮮半島局勢等，美國一再直接間接地給中國製造“麻煩”，不僅毫不慮及中國最大債權國地位，反有變本加厲的要求。主要原因在於以金融力量促成切實的政治讓步需要一些附加條件。歷史上，一個強國能夠非對稱地懲罰另一強國的成功先例極少。[13]由此，一些美國人士認為中國持有美債對美國並未造成多大的實際影響。
雖然中美債務關係具有非對稱特徵，但由於中美雙邊關係中的功能性問題日益重要，一個問題領域的博弈往往會對另一問題領域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在紛爭不斷的中美關係中，中國憑藉債權國地位及對所持美國國債的戰術性操作，可以增加在美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對美直接投資等一系列問題領域中的博弈能力。對中國而言，妥善處理美債議題，有利於消減中美關係中的負面因素。
三、債務問題對中美經濟議題的影響
1.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及對華貿易摩擦升級。
近年來，中國已成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和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美中兩國存在巨大的經濟失衡關係。中國主要以廉價勞動、資源和環境質量的消耗為代價，成為全球最大製造業基地和美國日用消費品最大供應國。而美國則通過高技術產業、金融業等來回流美元，並以回流美元繼續投資中國等的實體經濟，以獲得較高投資收益。由於美國對中國實行高技術出口限制、中國多元化投資渠道受限，以及美債具有的所謂安全性等因素影響，中國以貿易順差形成的大量外儲購買美國國債及金融衍生產品。因此正是內在的經濟結構及經濟政策才是美國債台高築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債務攀升、經濟疲軟之際，美國無視國內經濟結構、消費習慣等問題，一些政客和利益集團一味將中美經濟失衡的責任歸咎於中國，無異於“美國生病卻要中國服藥”。正如美學者羅伯特·吉爾平所言，21世紀初的美國存在一種有害的誤解，即一國的貿易順差是由該國貿易夥伴的“不公平貿易手段”造成的。然而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後經歷的長期貿易逆差，應歸因於巨觀經濟因素，而不是貿易夥伴的欺騙。如果一國的儲蓄率低於投資率，就會產生貿易逆差，其貿易夥伴的行為不會影響貿易差額。[14]同時，金融危機後，美國選民認為美國國勢漸衰，從而對經濟全球化產生懷疑，而政客們則以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經濟政策作為競選砝碼，在大選年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