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美國的貿易保護傾向日益明顯，呈現頻率提高、強度加大、手段翻新、內容增多等特點，涉華貿易摩擦有增無減。如xx年11月，美國商務部對中國出口的金屬絲網托盤實施的懲罰性關稅上限達到驚人的438%。同年底，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批准對中國輸入的約27.4億美元的油井管徵收10.3%至15.78%的關稅，創下美國對華貿易制裁的金額之最。此外，美國貿易保護的產品從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斷轉向勞動和技術密集並重型的如造紙、鋼鐵等行業。隨著美國大選的日益臨近，歐巴馬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態度漸趨強硬，其在xx年初的國情咨文中宣布建立一個貿易執法部門，專司調查所謂像中國這樣國家的“不公平貿易行為”。2月28日，美國啟動跨部門的貿易稽查中心，以助推歐巴馬政府實現增加出口的目標，以及協同美國多個部門應對來自全球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目標直指中國。3月5日，參議院通過了修訂“1930年關稅法”的法案，保留了美國商務部針對中國等國政府補貼的商品進行徵稅的權力。此後，中美貿易摩擦漸趨頻繁。僅在今年5、6月間，美國商務部就多次發起對華雙反調查和貿易救濟調查，涉及中國高壓鋼瓶、太陽能光伏產品、套用級風塔等多個行業。由此，美國已成為與中國貿易摩擦最頻繁的國家。
由於中美雙邊經濟失衡的局面難以改變，中國作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和最主要債權國的地位短期內難以改變，在中國貿易順差積累的美元回流美國債券市場的同時，美國對華貿易摩擦也將持續惡化。
2.人民幣匯率議題成為中美關係熱點。
早在小布希時期，美方不少人士認為中國政府刻意壓低人民幣匯率，導致美國對華貿易的巨額逆差，因此要求人民幣匯率迅速大幅升值。金融危機後，美國未能通過弱勢美元拉動國外對美國商品的需求。由於經濟復甦乏力、失業率高企，美國政客習慣性地尋找替罪羊。未實行浮動匯率制的中國成為重要靶子。xx年以來，美國國會議員多次提出涉及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議案，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獲取競爭優勢。其中，xx年10月11日在參議院獲得通過的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施洛德·布朗(sherrod brown)提出的“xx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s.1619)，要求美國政府對“匯率被低估”的主要貿易夥伴徵收懲罰性關稅，迫使人民幣加速升值的意圖明顯。雖然人民幣升值並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貿易逆差，但美國一些政客不願承認巨額貿易赤字及聯邦債務的背後美國政府長期“寅吃卯糧”等深層次的問題，反而強壓中國調整匯率。加之美國總統大選在即，提 出人民幣 匯率議題會給政客帶來可觀政治收益。
同時，由於美國對外資產以外幣計價，而對外負債以美元計價，債權國貨幣升值一方面可以減輕美國的債負，有利於美國負債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延續;另一方面，目前中國逾3萬億美元外儲中的大部分以美元資產形式存在。若按美國意圖讓人民幣大幅升值，將導致中國國家財富的巨大損失及國力的削弱。基於中美經濟關係以及美債問題的現狀，中美匯率議題的博弈已經成為雙邊關係中的主要議題，並將呈現長期化的趨勢。
3.兩國對債務關係的依賴將長期化。
由於國際經濟格局及互補的經濟結構等原因，中美兩國形成了相互依賴的債務關係。中國難以通過投資國外實體經濟、大宗商品等沖銷高額的外儲。如美國政府嚴防中國染指事關美國核心競爭力的實體經濟和高技術領域，xx年2月華為公司收購美國三葉公司的失敗案例堪為典型。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債券市場規模及安全性均不及美國。如xx年底以來，歐元區債務危機一波三折，美國政府不僅隔岸觀火，還想趁火打劫。
美國的主權信用評級機構往往在部分歐元區國家的財政危機已現端倪之後，頻繁調降其主權信用評級，產生了火上澆油的效果。歐債危機的加劇使大量避險資金湧向美國，也導致中國等美債的持有者更難以分散投資。在中國經濟結構未能徹底轉型的情況下，中國積累的巨額外儲，除了大量投資美國國債以外，其他投資選擇較為有限。而且中國一旦購買了巨量美債，便難以在短期內大幅減持，結果造成中國對美債市場較大的依賴。對美國而言，為維護美元霸權，就需繼續對外輸出美元，其負債型經濟發展模式也難以徹底改變。因此美國難以消除對中國借貸的依賴。基於兩國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美國一方面對中國的債權地位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又積極鼓勵中國繼續購買美債。金融危機發生後，訪華的國務卿柯林頓等美國高官無不強調美債的安全性，鼓勵中國繼續購買。美國此舉可以達到既獲得中國融資，客觀上又能通過美元貶值等手法汲取中國的財富、限制中國國力增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