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形成權的發現與權利類型體系
形成權的發現，揭示了法律上之力的重要屬性，這固然為揭示權利的本質提供了重要的智識經驗，但較之更有價值的則是，這一發現指出了權利類型體系構建過程中存在的根本問題。seckel在其“德國民法上最卓越的論文”[19]中明確地指出，後來被其命名為“形成權”的權利類型乃是“眾多私權中另外一種內容上的區分”，[20]從而提示應該從權利類型體系的角度來認識形成權。seckel之所以能夠從那些“很少被重視與研究並存在眾多未決疑難”[21]的權利中抽象出形成權這一權利類型，雖然得益於其敏銳的洞察力和超凡的概括能力，但根本原因乃是在於：權利類型體系構建過程中科學的方法、明確的指導原則的缺失。
考察關於私權類型劃分的著述，可以發現權利類型劃分的基本原則並未獲得清晰的闡述。普遍的敘述方式是羅列各種權利分類標準，並在此標準之下分別闡述各種具體的權利類型，但對於各種權利之間的劃分是否符合邏輯要求並不做任何說明。[22]以windscheid著名的《潘德克吞法教科書》(lehrbuch des pandektenrechts)為例，其僅僅逐次列舉了對物權與對人權(dingliche und personliche rechte)、人格權(rechte an der eigenen person)、絕對權與相對權(absolute und relative rechte)、財產權(vermogensrechte)、請求權(die ansprüche)、抗辯權(die einreden)、權利上的權利(rechtean rechten)，[23]但並未對各種權利所構成的權利類型體系做任何巨觀層次上的說明。直至當代，權利類型體系的這種局面也未發生任何實質意義上的改觀。
這一現象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即在於，權利類型體系建構過程中的方法論缺失。即使在人們藉助形成權的發現更深入地把握了法律上之力的屬性之後，這種方法論上的缺失也未引起普遍的關注。形成權被發現之後，即被納入到“以權利之作用為劃分標準，亦即以‘法律上之力’的性質為劃分標準”[24]的類型劃分之中。即使在這一包括了形成權的類型體系之中，也因為缺乏明確的劃分原則，而仍存在邏輯不嚴謹的問題。例如有學者主張，“‘法律上之力’，依其性質不同，可分為‘支配力’、‘請求力’、‘變動力’，與此相應可將權利區分為支配權、請求權、變動權三類。”[25]此種分類乃是在權利本質法力說之下最為重要，也是最能體現權利本質屬性的類型體系，但由於明確的劃分原則的缺失，較之於其他分類方式，其所表現出的問題亦最為突出。[26]
以法律上之力的性質作為劃分標準，首先應當明確闡述的是，法律上之力究竟有何性質，然而對此問題的論述卻付之闕如。其次，法律上之力依其性質不同是否僅可分為“支配力”、“請求力”與“變動力”三種，是否還有其他，亦即此三種類型是否能夠窮盡所有法律上之力。
此外，關於此一權利類型體系下的變動權的劃分，亦存在著不妥之處。學者主張，“變動權，依所變動之法律關係不同，再分為形成權、抗辯權和可能權”。[27]據此，形成權乃是“使自己與他人之間的法律關係發生變動的權利”，可能權乃是“使他人與他人之間的法律關係發生變動的權利”。[28]如果這種對變動權的劃分僅僅局限於學者所論述的形成權與可能權的話，至少在邏輯關係上是能夠自洽的。因為，從法律關係的主體是否包括“我自己”的角度來看，只有兩種可能，即包括我自己的“自己與他人之間的法律關係”和不包括我自己的“他人與他人之間的法律關係”，此外絕不存在第三種可能。然而，學者所主張的變動權還包括“權利人用以對抗他人請求權的權利”[29]———抗辯權。至此，學者們在權利類型劃分上一個明顯的邏輯錯誤即暴露無遺了：一方面，在以“所變動法律關係之不同”為標準的劃分體系中，看不到任何抗辯權變動某種法律關係的論述;另一方面，在以所變動的法律關係之主體是否包括“我自己”在內為標準這一簡單的二分法之下，竟然出現了三個邏輯子類。
通過對已經包括了形成權在內的私權類型體系的解讀，關於私權類型體系的思考，可以發現，即使形成權已經被納入到了權利體系中，權利類型體系構建中存在的方法論缺失始終未被克服，科學的權利類型體系構建也遠未完成。形成權的發現，不僅將四散於私法體系中而未獲整體認識的權利納入到私權體系之中，更提出了在科學方法指導下建立私權類型體系的重大課題。我們認為，構建科學合理的權利類型體系，首先必須致力於探索權利類型體系建構的基本原則，以求在正確的方法論指導之下形成嚴謹的權利類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