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社會信息化帶來的影響。信息技術和大眾媒體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斷增強，民眾了解政治，表達願望，提出要求行使權利都必以往更加便捷。這一方面有利於擴大執政黨與民眾溝通的渠道，更好地發揮執政黨的教育，宣傳和組織功能，另一方面又增強了民眾相對於執政黨的獨立性，從而降低了執政黨的影響力。面對這種情況，如何繼續保持黨的先進性，保持自己的吸引力和社會動員力，有效地解決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對傳統政黨政治疏遠的問題，日益為各類執政黨面臨的一個共同的課題。
第三，公共行政管理模式變革也給黨執政活動提出新的要求。西方國家傳統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是科層制模式。在西方國家公共行政管理中長期處於主導地位，成為保證社會有序發展的重要工具。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它的弊端開始出現，為了適應社會生活的變化，提高公共行政管理水平。近20年來，一種被稱作“新公共管理”的浪潮從歐美國家向全世界擴展。新公共管理強調的是一種靈活垢，多樣化的治理。作為一種行政管理模式，它的主體是多元的，強調民眾積極參與，而不只是充分消極的被管理者。隨著治理的推廣，大量的非政府組織，如社會團體，利益團體，壓力團體等，都成為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一部分，執政黨如何在這種新的力量對比中發揮主導作用，回應民眾的要求，協調社會力量，不斷面臨新的考驗，需要說的角色定位，執政方式以及黨與民眾的關係等方面進行新的思考，採取新的措施，永葆黨的先進性。
第四，政治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執政黨能否妥善處理國際事務，對執好政有重要影響。面對執政環境的深刻變化，各國執政黨都在思考如何順應歷史發展潮流，永葆政黨的先進性，鞏固執政地位的問題。引人注目的是，在世紀之交，世界上一批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失去了執政地位。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蘇聯和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各國，爆發了一連串觸目精心的“政治大地震”，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內，東歐蘇聯等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相繼發生變化。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由15個減少到5個，共產黨組織180多個減少到130多個，共產黨員由9100萬減少到6600萬（其中包括我國的5600萬），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區域由占全球的24%縮小到7.5%，人口由原來的16億減少到12.7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隨之頃刻瓦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到了嚴重挫折，陷入了歷史的低谷。如此複雜的事變，不可能由某一兩個因素造成而只能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實際上它是這些國家長期積累潛伏著的各種矛盾和危機，在新的條件和環境下惡性發展和總爆發的結果。
他們失敗的經驗教訓主要是：第一，思想理論僵化，使失去了創造活力。理論是黨的行動指南，面對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能否把握形式發展的特點，積極推進理論創新制定符合實際的理論綱領，事關執政黨的前途命運。蘇共執政長達74年，在普遍存在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長期以來固步自封，思想理論僵化教條，嚴重脫離了本國實際，導致內外政策錯誤。後來蘇共又走上了另一個極端，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否定社會主義的歷史成就，盲目推行“民主化”和“公開性”。結果使黨喪失了先進性和領導資格，最終拱手讓出了政權。第二，經濟發展遲緩或忽視社會公平，黨的執政基礎發生動搖。蘇聯二戰前綜合國力迅速增強，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強國，東歐各國也曾經取得相當大的經濟和社會進步。但是後來蘇東各國固守傳統的經濟管理體制、經濟發展嚴重畸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社會貧富差距過大，與西方國家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導致人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由相信、擁護走向懷疑，反對，對共產黨的領導、由崇敬、服務走向埋怨對抗，使民眾失去了信心。這樣社會主義大廈的根基動搖了，倒塌在所難免。
第三，實行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導致權力系統弊病叢生。前蘇東國家共產黨長期在體制上實行高度集權，長意志決定一切，黨內缺乏民主，黨的集體領導流於形式。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執政黨對政府採取直接控制的辦法，造成黨政機構臃腫，職能重疊，效率低下，濫用職權等弊端，影響黨的執政能力和黨員先鋒模範作用的發揮，最終導致黨的生命力衰竭。第四，不能掌握和正確引導輿論，大從傳媒既是溝通黨政與選民的橋樑，也是政黨宣揚處身形象的工具，同時也是政黨活動的監督和制約力量。因此執政黨能否以高超的政治藝術調控媒體，引導社會輿論，樹立政黨的良好形象，加強和鞏固執政地位十分重要，前蘇東國家的執政黨，很長時間內對新聞媒體實行僵化的管理，使黨的意識形態和輿論宣傳嚴重脫離民眾。後來又搞所謂“公開性”和“多元化”，在意識形態上放任自流，結果造成思想和政治上的混亂、輿論工具成了自己垮台的催化劑。第五，腐敗現象嚴重，導致喪失人心。腐敗是當今世界政黨政治中的“權力頑症”，是導致許多政黨衰落乃致命毒素。
從世界範圍來看，執政黨如何防範和治理腐敗，是一個特別棘手的重大課題。解決不好，不僅會制約執政黨的執政能力，使執政黨面臨垮台的危險，而且會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巨大災難。由上可見，在諸多困難中，“西方和平演變”得手，蘇東國家內部將“改革”變成“改向”、“變革”改成“變質”，不分青紅皂白，像給孩子洗完澡倒髒水連孩子一起倒掉，是兩個主要的直接原因；僵化的體製造成經濟發展滯緩，執政黨嚴重脫離民眾，是兩個深層次的根源，指導思想上背離和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根本的經驗教訓。蘇東劇變，說到底是共產黨本身出了問題。正如《戈巴契夫沉浮錄》一書中寫出：無論是世界大戰，革命還是兩大陣營的軍事，經濟對抗，都沒能摧毀和肢解這上偉大的國家。蘇聯是被人從內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響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葬送的，是被反動派搞垮的。從蘇聯解體後的結果看，現在俄羅斯的“新權貴”，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見者，也不是黑市倒爸而是原蘇共黨內的各級官員，對這樣一個失去民意，脫離民眾的黨，在不在台上已與民眾不相干。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克里姆林宮紅旗落地時莫斯科是那樣的平靜，政權的交替是那樣的順利。蘇東劇變後，鄧小平在南方談話時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這正是總結蘇共垮台的經驗教訓得出的必然結論。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認真汲取這些執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不斷提高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永葆先進的自覺性和堅定性。這就是我們黨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