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動舊地名不適應)
一般說來，地名一旦形成，人們口頭代代沿傳，便改動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現一直叫到現在也沒改變，如前面提到的磚塔胡同、王府井西側的菜廠胡同、鐘樓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語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譯叫舒嚕，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門，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舊名，如元代的齊化門、平側門、順承門，明代已改名為朝陽門、阜成門、宣武門，一直到北京解放前還叫著舊名稱，可見其生命力之大。
隨著社會的發展，舊事物總是要更新的，地名也不例外。有些原因，地名非改不可，促使改變地名的首先是社會原因。1900年八國聯軍進京使許多建築不存在了，事後出現新建築、新街巷，改變了原來的布局，只好改名；封建王朝被推翻後，帝制改成民國，而且出現了新的政府機關，於是有300多條街巷改了名，如張皇親胡同改為尚勤胡同，石大人胡同改為外交部街等，1966年，全國人民面臨一場大災難，街巷名稱亦是“四舊”之一，自然在“橫掃”之例，要在街巷名稱上“打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來”，於是出現了紅日路(北新橋)、紅雲路(新街口)、紅旗路(崇內大街)、東方紅路出現了三條。用總路線路、大躍進路、人民公社路等取代了原來的所謂有封建烙印的街巷名稱。老北京中的舊胡同一律改為什麼紅心裡、永紅胡同、紅衛胡同等等，加上了紅字就成了革命地名，連很小的耳朵眼胡同也改成了“紅到底”胡同……
還有一個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問題。胡同名稱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難免有“不約而同”之處。據 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記載，北京有扁擔胡同16條，井兒胡同14條，花枝胡同11條，口袋胡同11條，箭桿胡同7條，堂子胡同7條等等，北京城區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條。重名問題，在舊社會時矛盾不太明顯。那時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輩子，甚至幾輩子，找人還算方便。新中國成立後就不成了，本市與外界聯繫劇增，外地人口進京者成為洪流，找人、辦事、通訊，都因地名相同而產生極大的不便，必須加以科學的歸納，整理和改動。
改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魯迅先生說的“言不雅訓”，即聽起來不好聽。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於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久之，情況發生了變化，再聽起來就不雅了，如褲襠胡同、母豬胡同、燜葫蘆罐、屎克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這些不雅的胡同名稱，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
(拉香蓋臭諧音改名)
地名如何改動是一個科學問題。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須用科學的態度來對待。經過歷史檢驗實踐證明，改動地名的原則是態度慎重、民眾接受、尊重歷史，拉香蓋臭、利用諧音。
“文化大革命”期間，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數人的意願強加於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東城交道口南大街西側有橫排並列的菊兒胡同、秦老胡同、前、後圓恩寺、棉花胡同等9條胡同，“文化大革命”期間一道命令舊名全部取消，改為由南向北排的“大躍進一至九條”。人們尚未習慣，又一道命令改為由北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條”。改名不採取慎重態度，民眾不能接受，現在又恢復了舊名，廣大民眾又感到方便了。
用諧音改動舊地名是個很好的辦法。因為舊社會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靠口頭流傳地名，用諧音改變舊名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時結合“拉香蓋臭”的原則，是極為成功的舉措。如母豬胡同改為墨竹胡同；褲襠胡同改為庫藏胡同；狗尾(音Yi)巴胡同改為高義伯胡同；燜葫蘆罐改為蒙福祿館；屎克螂胡同改為時刻亮胡同；大腳、小腳胡同改為達教、曉教胡同；張禿子胡同改為長圖治胡同等等。有些胡同舊名不一定臭，只是其含義不盡人意，如吊打胡同，因為誰也不願意讓人吊起來打一頓，故也用上述原則改為孝達胡同……
通過地名研究，知道了北京地名的複雜性。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這又是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因為胡同的數目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的。老北京人曾說，“北京的胡同大的三百六，小的賽牛毛”。這種說法中的大胡同三百六，其根據可能是指《析津志》中所載元代的“火巷”三百八十四條而言，至於“賽牛毛”肯定是數不清的意思了。經過諸多專家的考證，目前已有了一個大約的估數和比例。
元代按《析津志》記載，大都城內有火巷和胡同共400多條；
明代按張爵的《京師五城坊胡同集》記載，北京城內有街巷1170條，其中胡同459條；
清代按朱一新的《京師坊巷志稿》記載，北京城內有街巷2000條左右，其中胡同960多條；
民國時期，按觀光局在《北京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內外城，共有街巷2500條左右；
新中國成立初期，按《北京導遊基礎》記載，當時北京有街巷2550條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