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農村家庭的小型化弱化了家庭養老的功能。由於計畫生育政策的執行，農村家庭的子女數也大大下降，導致家庭規模小型化、核心化的比例上升。家庭規模的小型化、核心化，使過去一般是多對夫婦供養一對老人變成現在一對夫婦供養兩對及兩對以上老人，無論財力上還是精力上，都讓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難以為繼。
4.“空巢老人”的增多，獨身老人比重上升，加大了農村養老的社會化需求。傳統的家庭養老不僅由子女為老人提供經濟保障，更重要的是生活照顧和精神撫慰。農村青壯年進城務工後，雖然也履行了在經濟上供養父母的義務，但考慮到進城農民的自身經濟狀況，供養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且無法給予老人必要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同時，農村老人尤其是高齡人口中獨身老人，由於缺少了“老來伴”，沒有在生活上相互照應、在情感上相互慰藉的對象，使得養老更加困難。
三、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現狀
(一)農村養老保障的覆蓋面小，保障水平低
我國農村養老保障的保障對象一直限於“困難的人”、“光榮的人”和“富裕的人”，農村的大多數人由於種種原因還無法享受社會保障。相關的調查顯示，占人口總數20%的城鎮居民，享受全國89%的社會保障，占人口80%的農村居民，僅享受到了社會11%的社會保障，在縣城以下集體單位的1 000多萬職工和2 000多萬城鎮個體經營者基本上得不到應有的社會保障。
(二)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受到挑戰
改革開放後，特別是農村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其所面臨的挑戰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子女的贍養壓力增大。我國的計畫生育政策使獨生子女家庭成為我國農村主要的家庭構成模式，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來臨，80年代後的獨生子女，面臨著承擔四個老人的贍養義務，同時還有一至二個子女的負擔。(2)勞動力流動和人口的遷移給家庭贍養帶來了負面影響。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內地農村人口大量向經濟較發達的城鎮流動，這些“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人員長年在外務工經商，勢必影響對老人的供養。(3)隨著農民觀念和家庭規模的變化，傳統的大家庭模式正在被核心家庭模式所取代，家庭養老的保障功能正在弱化。
(三)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管理水平較低
事實上社會保障制度的管理一直都是一項技術和管理水平要求都很高的工作，既有商業保險的技術難度，又存在著依法實施的政策難度，對管理水平的要求也很嚴格，按照國際上通用的做法就是管理、繳費和實施的使用三權分離，互相監督，這樣才能保障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使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過程更加順利，使基金的運營更加暢通;但就我國現行的農村保障基金的管理辦法卻是管理、繳費和實施使用三權集於一身，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擠占、挪用、貪污、揮霍農村養老保障基金的現象時有發生。
(四)農村養老保障的現行制度和法規與農村經濟的發展不協調
從現狀來看，我國現行農村養老保障的制度和法規與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並不協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農民的養老保障制度主要是以土地為中心的正規保障。近幾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民人均可耕地面積逐年減少，大量農村人口離開土地湧入城鎮，使得農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正在不斷弱化。其次，新型的社區養老和商業養老保障模式僅僅在少數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和農村較富裕的家庭存在，很難推廣普及。與此同時，我國老齡化的步伐正在加快，老年人比重達7.51%的農村老齡化壓力更加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