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以後，大量農民湧入城市，成為城市的產業工人，也就是媒體所稱的“農民工”。“農民工”這個概念的出現是國家將公民劃分為城鄉兩種身份的的結果，具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在許多城市中，農民工已經成為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卻不被他們所服務的社區所接納，甚至被排斥。他們在城市裡找不到自己的社會位置，他們的社會身份決定了他
們無法享有與城市居民同樣的權利。①傳承人類文化、向社會提供訊息和娛樂為己任的都市媒體對農民工的報導，存在著失衡的狀態。
媒介對農民工的污名化
社會學家孫立平指出，在我國城市中，對農民工的污名化現象普遍存在。骯髒、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等，在某些報導中似乎這些就是農民工的特徵，一個地方一旦發生了刑事犯罪，人們也總是首先將懷疑的目光投向進入城市的農村人。②中國傳播學會會員、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生李紅濤曾對《工人日報》、《北京晚報》、《成都商報》三份報紙一年間的112則報導樣本做了內容分析，結合“以農民工為主角的個體事件報導中的事件類型”，考察了“農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結果發現，農民工在媒體報導中完全純負面形象的比例為9.8%，若將負面形象與“被侮辱與被損害”形象中偏向消極的形象建構累加起來，應該在20%～25%之間。在個別事件的報導和一般化的對農民工形象塑造中，都存在著對農民工污名化的傾向。
在媒介視野中，農民工被塑造成為主流群體的“他者”而存在，他們被認為是弱勢的、病態的群體，所有媒體關注的焦點集中在農民工的討薪欠薪難題、農民工權益保障、政府部門有關農民工問題的會議和政策、社會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關議題，不難看出，報導中農民工被打上無力、無能、需要扶助等弱勢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
媒介中的農民工失語現象
面向城市人群的都市報近XX年來發展迅猛，幾乎每個省會城市都有至少1～2家都市生活娛樂類報紙，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客群只擁有一家全國性的日報。而流行雜誌所面向的讀者群是城市中產階級；廣播電視節目的策劃追求中產階級的格調和口味；號稱新媒體的網路不僅在入口處就已經設定了經濟文化的多重障礙，而且各網站的定位有著更明顯的城市化、年輕化、小資化的取向。③根據一項外來勞工社會研究項目的調查顯示，農民工中有40%的人平時參加打牌、逛街、喝酒一類的娛樂活動，35%的人平時沒有娛樂活動，只有25%的人平時有看電視、上網、讀書報等媒介接觸行為。這樣的情況表明，願意接觸媒介的農民工並不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媒介針對弱勢群體的節目太少造成的，媒介有無法推卸的責任。
農民工形象被曲解的深層原因及後果
傳媒對農民工的歧視，最本質的原因是傳媒產業化促使傳媒極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④在此過程中，他們常常或主動或被動地將信息資源交由市場規則來進行分配。出於信息成本的考慮，他們到農村去獲取新聞信息的成本遠遠大於在市區內，而收益卻非常小。所以，農民工的信息表達權就在這樣的經濟利益權衡下喪失了。
其次，城市市民的觀念向媒體流動，導致了媒體對這一城市外來群體的歧視。很多城市人自視甚高，認為農民工的素質低，為了迎合這些市民的論調，媒體的宣傳也逐漸趨向與市民一致，在報導上歧視農民工。
第三，媒介產品的消費者是雙重的，第一重是被客群消費，他們消費的是媒體的實體產品，即報紙上的新聞或者電視上的節目等；第二重是被廣告客戶消費，廣告客戶藉助媒體在客群中形成的注意力和知名度，付出一定的金錢來獲得一定的時間或空間用以宣傳自己的產品。媒體的第二重消費尤其重要，因為媒體需要這些收入來獲利。而廣告商在選擇媒體的時候，除了媒體的知名度以外，更會在意媒體的客群是否和自己產品的目標消費者相契合；而從購買力和影響力上來說，農民工不是合適的對象，相反大眾媒體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群，也就是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所以農民工的話語表達空間就犧牲在媒介的市場邏輯之下了。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