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營企業正處於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國有經濟實行戰略性改組，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這些都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和廣闊的空間。相信在今後若干年內，民營企業在數量上將有一個更大的發展，在質量上將有一個新的飛躍。我們要在鄧**理論指導下，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放手發展民營經濟，堅定不移地走富民強國的路子，儘快地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二、民營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
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主要內容的民營經濟發展到今天，已取得了輝煌的業績，作出了不俗的貢獻。然而它們要進一步發展，卻又面臨著許多困境和障礙。這些困境和障礙，有的來自外部環境和制度安排的束縛，有的則源自自身的種種不足。“ 九五”以來，非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放慢，增速大幅下降，年均增長11．2％，平均增幅比“八五”降低31．7個百分點。分年看，增幅從1995年的22．8％回落至1997年的8．6％，1999年回落至6．8％，其中私營經濟則由1996年以前25％以上的增長速度回落到9．2％以下。與之相應，非國有經濟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在“九五”初期達歷史最高水平之後，呈逐年下降趨勢，1999年非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達到13928億元，占全社會投資的46．6％，比重依然比1996年低1個百分點（國家經貿委經濟信息中心：《近年非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狀況及xx年趨勢簡析》）。
（一）外部制約因素
主要是存在所有制歧視，民營經濟和民營業者仍沒有獲得同公有制經濟和其他從業者同樣的法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還被視為“另類”，發展的空間仍然比較狹窄。
１、產權保護乏力。民營業者等新的社會階層，“他們都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但現行《憲法》只強調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對於合法的私人財產的保護卻不完善，沒有明確“私人合法財產不容侵犯”一項。因此使這些人心存懷疑，怕政策變，結果出現了企業短期行為及轉移資本的現象。現實生活中，這些新的社會階層財產受到侵犯卻得不到保護的現象，也是屢見不鮮。現行《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但這些列舉均屬生活資料，並沒有提到生產資料。對財產保護的不周，《憲法》只區分了公共財產和公民個人財產，沒有囊托企業，社會團體法人等這些組織的財產，因而留下很大的漏洞。《憲法》第12條規定，“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但第13條在對公民私有財產上，卻沒有類似禁止性條款，這顯然對公民私有財產保護是不利的。一是從體制上來看，投資產權保護還缺乏制度安排。在資產受到侵害時，民營經濟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求助於法律的保護，但法律保護的是私營企業，而侵權的是政府，法律常常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來處理糾紛，導致民營投資的產權權益的流失；二是從社會觀念來看，投資經營的地位還不平等。如果是國有企業欠民營企業的錢，那就是債務關係；而民營企業欠國有企業的錢，卻可能被戴上“侵占國有資產”的帽子，甚至是“盜竊國有資產”。在金融方面，國有企業欠銀行的錢到期未還，會找出各種原因和理由；而民營企業欠銀行的錢，就可能被定成“詐欺罪”。三是從有關政策來看，投資經營風險得不到保護。儘管政府規定了民營企業合法使用的土地和經營場所，“因建設需要徵用、拆遷的，建設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妥善安置和合理補償”，但什麼是“合理”的標準，安置和補償的具體程式又是什麼卻沒有明確，最終導致現有保護制度往往有名無實；四是 從司法實踐來看，對於侵害國家財產和民營企業財產的處罰存在很大的不同。侵占國家財產達到一定數額的，可按貪污罪處以極刑，而侵占民營企業的財產達到相同的數額，只能以職務侵占罪處罰，相對較輕，對於經理人和企業工作人員侵占投資人利益的行為缺乏嚴厲的法律制裁。以至於對經理人對投資人更多的還是在良心和感情上去負責。由於以上原因，造成民營業者沒有安全感，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便停止投資，一些人開始大肆揮霍或將大量資本轉移到國外，造成巨額資本外流，影響了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