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家天下”已經說明當時包括王族在內都受到封建家長制的制約。家長作為一家之主具有絕對的權威，有權處理家族內部的各種事務，也有權代表家族進行各種交涉活動，大部分糾紛由家長解決是約定俗成的事情。到唐宋時期，有“公室告”和“非公室告”之分，也說明，官府鼓勵由家長處理家族糾紛。
而且，貪官污吏是訴訟的最終受益者。這是由中國傳統社會人情大於法理的隱性人際關係造成的。“衙門六扇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句古諺流傳至今頗為深刻地揭示了訴訟的本質。從牢頭獄卒到一方父母官，個個都需要關照、樣樣都需要打點。這成為貧民和訴訟之間豎起的一道高牆，將他們遠遠地隔離在訴訟之外。間或也有勇敢者冒險一試，但無論是勝訴還是敗訴，結局對他們而言都無異於一場浩劫。
民間法——道德使然
我國法制建設起步遲、基礎弱，又受封建思想影響大，使我國在執法中道德因素十分突出。法治社會要求一切都有法可依，不能有多種標準，而多種標準的結果是沒有標準。傳統道德對法律的充斥，在法律內容上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在立法上，皇權至上，法自君出；二是在內容上，寓教於禮，禮法結合；三是在結構上，諸法合一，民刑不分；四是在司法上，行政與司法一體，司法受行政干預。當然，前面三點在當今社會表現並不十分明顯，突出的問題就在最後一點上。儒家有“為政在人”的說法，故司法也在人，這樣導致司法與行政不分，渾然一體。其危害往往是不依法的規定辦事，而依權力的大小辦事。同時，在現實生活中，由於傳統道德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影響，使得人們在運用法律處理社會問題時往往會考慮到道德因素方面，甚至出現“以情代法”的局面。儒家主張的“仁”的問題也屬於道德問題，他們主張仁政，反對武力征服與戰爭，用禮儀來教化百姓。可以說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對當今法治影響很大。
中國目前一定範圍的“熟人社會”性也決定了某些民間規則存在的必要性。法治最早產生於西方，受到西方“陌生人社會”的青睞，而中國傳統社會是農業社會，人們以血緣或地域為紐帶聚居於某地，在這種“熟人社會”中，大家傾向於用道德、倫理和禮俗的內容處理關係、解決糾紛。雖然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城市基本上轉化成了“陌生人社會”，但由於各地農村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和人文傳統的影響，中國的大部分農村仍然是“熟人社會”，而且在未來很長時期內，中國農村無論從地域上還是人口上都會遠超於城市。熟人社會相對於陌生人社會更注重道德與倫理，更厭惡正式法律制度的冷冰冰，更傾向於採取歷史傳承下來的或民間流傳著的社會規則來處理糾紛。因此，中國法律的現代化，如果缺失了對於本土資源的掘取，至少是不完善的。村長被拘留了，而秋菊卻迷惑不解，她要的僅僅是個“說法”，她不懂法律為什麼是這樣運作的；山槓爺被逮捕了，但他順應了鄉間民俗，他的行為已經獲得了村民的認可。“這種地方性‘法律’也許不符合那種被認為是普適的客觀真理，但也絕不是人治的暴政。執行這種‘法律’的人儘管可能違反了正式的國家制定法，但他的行為一般說來，必須獲得村民的歡迎和認可，即具有某種合法性”
最後我想說中國的法治建設任重道遠，需要我們每個人共同的努力。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延綿不斷，中華文明燦爛輝煌，足以讓我們汲取營養法律因子。在我們正在興起的法治建設高潮中，不僅要移植西方已開發國家先進的法律制度，而且要深入挖掘我國的本土資源，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促進中國法治建設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