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模式”的解讀筆者見過很多，捧殺中國的大有人在卻也不乏唱衰中國的調子，我沒有那個水平來評判那個更準確、更符合實際，我只知道：只有始終把最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民模式”，才會大行其道，才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才是人類歷史進程中最好的模式。
“大學生，想說愛你不容易”是現在很多人的共同感受。高等教育的擴大化一方面讓很多社會底層人民翻了身，過上了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也讓很多家庭因為“高風險低回報”的“教育投資”而變的一貧如洗，度日艱難。
一、制度問題
說到大學生就不得不提及“聯考”這個三十年前曾經改變無數人命運，並為新中國現代化進程提供巨大智力支持的選拔性考試制度。不可否認，聯考作為選拔人才的一種方式，具有其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公平公正的原則，為億萬學子敲開了高等教育之門。然而它畢竟是改革之初的產物，雖然諸多的正面作用，但也應看到：連同聯考在內的各種考試制度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對人才評價標準過分單一現象已成為制約國家未來發展的瓶頸，很難想像一個遍地都是工程師，都是博士後的國家會是什麼樣子。曾有人說：如果教育把我們都培養成工程師，那就是教育的失敗。其實那更是教育的犯罪。
在以分數論英雄的社會氛圍下培養出的一批有一批大學生，如今卻已經成了社會沉重的包袱，不可否認在這個群體中部分是不合格的半成品，然而這樣結果出現的原因也許並不都出在材料上，更多的是製作產品的工藝，製作流程以及樣品模板的問題，也就是說生活在這種教育制度下的學生只能是“被學習”，並不能對自己喜歡或擅長的科目進行選擇，他們只能做隨波逐流的失敗者卻不能做獨樹一幟的成功者。在這種高度的“計畫教育”體制下怎么能培養出大師?
置身大學校園，無聊成了主鏇律，學習變為冷幽默，新一代讀書無用論充斥其中，與高朋滿座的網咖遙相呼應的是空空的自習室，和門庭若市的餐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門可羅雀的圖書館，教師的官本位思想。學生的讀書無用論夠成了當代中國大學的主流文化，在這樣污濁、功利的環境中學生們怎么能專心讀書，現身科研呢?我想這也許是對“錢學森之問”的一種回答吧。
二、自身問題
現代大學生自身也存在著致命的軟肋：重理論輕實踐，眼高手低。也許這是歷代中國知識分子都具有的書生本色，可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如果不能主動適應社會與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要，不能與時俱進適應新時代對書生的特殊要求，那么“畢業既失業“也就不足為奇了。西漢時期的董仲舒，可為中國封建史上一代大儒，他初出書齋就向漢武帝提出了鼎鼎大名的”天人三策“，然而這位胸懷宏偉藍圖的白面書生卻沒能參與實施這個後來使漢王朝強盛一時的通天大計。
漢武帝知道：他們身上更多的是“書生意氣，激揚文字”，缺乏將這美好的願景實現的操作能力，他們十幾年唯讀聖賢書，不聞窗外事，怎能明了世事的艱難和爾虞我詐呢?學歷與能力的關係現在的大學生們已漸漸的懂了，可是還沒有真正的從思想上加以重視，還沒有把這種意識積極的轉化為行動，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實踐待明日。工作成蹉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