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幹部工資難到位。村幹部的待遇本就偏低，但就是這微乎其微的工資還無法落實到位，由於基層組織負債，拖欠村幹部報酬時有發生。水口鄉有14618人，9個行政村，28名村幹部，組長140名，全鄉農業稅附加為4.68萬元，而村組幹部的工資一年就要7.36萬元(組長報酬按該組人頭每人每年1.50元計算)，全鄉的農業稅附加僅支付村組幹部的的工資就缺口2.68萬元。實際上是上半年村幹部工資無法解決，因為農稅一般是在下半年收齲
同時，在現有條件下，基層幹部年老後的後顧之憂沒有相應政策解決。村幹部認為經濟上沒有“盼頭”，政治上沒有“奔頭”。許多村沒有積累只有債務，使鄉村基層組織失去了經濟基礎，其職能相應萎縮，多數村找不到像樣的人當村主任、村支書，鄉村幹部“含金量”大大降低，村幹部一般人都不願乾。面對農村的這種情況，一些有水平、有頭腦、有能力的鄉村幹部紛紛外出打工，謀求出路。
(三)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遇到新挑戰。稅費改革政策規定，村內興辦集體生產和公益事業所需資金，按照“一事一議”的原則辦理，“一事一議”的實際效果如何，將直接關係到村內集體事業和公益事業的發展，這就對如何進一步提高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的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在具體實踐中，“一事一議”制度在一定時間內難實施，目前很多村是“事難議、議難決、決難行”。一是缺乏民眾基矗在一些經濟不發達、偏遠的山區鄉鎮，民眾認為“一事一議”制度名義上是給自己民主權利，實際上不是要民眾出勞，就是讓民眾出資。因此，對“一事一議”制度不熱心不認可，導致有的村召開村民大會，商議集體生產公益事業，村民代表不參加會議，或者到會人數太少，會議開不成。農民民眾不願參加“一事一議”的村民大會，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開會沒有誤工補貼。稅費改革前召開村民大會給予誤工補貼，改革後村級收入減少，取消了誤工補貼。二是缺乏經濟基矗近年來，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增收減緩，生活較為困難，對集體生產公益事業實行“一事一議”制度，出勞出資超出了農民民眾的經濟承受能力。比如，修村組道路等等，貧困鄉鎮農民民眾確無錢出資，導致公益事業辦不成。三是任何事務村民受益的程度很難一致，不受益或受益少的農戶不會交錢。特別我縣農民外出打工的較多，舉家外出現象十分突出，對這些外出沒在家的根本就收不到錢。如水口鄉常年外出打工的農民有5000人，占了全鄉總人口的34%，有的組走了只剩十來個人。
(四)農村公益事業興辦難。農村稅費改革後，一方面村級財力下降，“無錢
辦事”的問題日顯突出。另一方面村級負債面大，還債與辦實事之間產生矛盾，在村級現有的財力下，既要保“吃飯”，又要還債務，還要辦實事，村組幹部感到很為難。尤其今年夏天，遭受了歷史罕見的洪災，一些道路、橋涵、堰渠等基礎設施被破壞，這些僅靠有關部門的投入是有限的，多數要靠農民自行解決。
按政策規定，稅費改革後鄉鎮財政必須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但是我縣要實現小康目標，有很多鄉鎮還需在道路建設、農村改水、辦學條件等方面投入大量資金，鄉鎮靠現有的財力不可能完成這些任務。我們在票草鄉了解到，農民進行農業生產時最大的困難就是用水不均，村與村、家與家之間經常發生搶水現象，遇上發洪水就更遭殃，但是鄉里至今還沒有錢拿出來修水渠。票草鄉歧陽片區在1992年以前有長嶺、南雲、樂中、興田、雙塘幾個水庫，還有上百口山灣塘，每年大春作物都能旱澇保收，但近十年來，由於資金的極度稀缺，僅僅依靠上級的有限投入對南雲、樂中水庫進行了治理，其他水利設施一直處在自生自滅狀態，年復一年，損毀日益加劇，有些設施已經不能發揮作用，鄉鎮村組因資金原因又無力組織大規模維護維修，農業抗擊旱澇災害能力日趨衰退。與此同時，農村村組公路維護、基層陣地建設甚至村民學校建設都面臨同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