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筆者在西方國家的管理工作經歷感覺，西方的職業經理在個人能力方面並不見得比我們高明多少，他們的成功很大的原因緣自社會機制的完善，或者說有一個良好的市場與法制環境。在這種有序的環境下，企業的經營行為得到相對可預測以及可控制的保障。所以對於西方職業經理人而言，他需要不斷強化的只是自己的專業經營管理技能。而在我們國家，因為體制以及發展的限制，企業外部的生存環境具有很大的隨機性，導致能夠影響企業發展因素的難以預測與把握，因而中國企業必須具備能夠在外部及內部強權控制的人物。這形成了中國企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企業就是企業家(或者職業經理人)，企業家(職業經理人)就是企業——海爾不能沒有張瑞敏，tcl不能沒有李東生，我們企業的成功更多的是*個人能力與魅力，或者說權謀。
因而，在現時的中國職業經理人身上我們感覺到太多的權謀成分，而權謀的盛行除卻文化的原因，還與我們這個社會法律、道德體系極不完善密切相關。
他們的未來
自1954年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f.drucker)在《管理實踐》一書中(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正式敘述職業經理人的角色與管理方法以來，西方已開發國家已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職業經理人評估、選拔、培養、使用、考核、激勵及流通體系，並形成了良好的相應市場、法律與人文環境。西方國家戰後所創建的經濟奇蹟，其高職業素質經理人的卓越表現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今天，作為西方中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階層已經影響到西方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
雖然，國際經理人聯合會imu(international managers union)推行的職業經理人資質認證(ipm：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manager)體系目前已被納入我國國家人才管理系統，並且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政府也已經或將出台類似的經理人資格認證，然而筆者較為認同中國人民大學郭華秋博士的觀點：以政府行為來取代市場行為，難以起到規範經理人市場的作用;由政府部門組織培訓、頒發證書，其內容是否切合市場需求令人生疑;並且，像註冊會計師、律師等因局限在很小的領域有很強的專業性，容易制定出一個強制性的規範化指標，而職業經理人所涉及的範圍包括所有職業，其中領導藝術、判斷能力及eq等“軟”能力占據很大比重，從而*現行評估工具難以給出一個確定的衡量標準。這一切都直指目前中國人力資源開發與研究的軟肋所在：與社會現實需求的嚴重脫節以及學術腐敗。
職業經理人的出現是有條件的，他們的生存更需要具備一定的職業環境。就從目前中國國情而言，這些條件與職業環境還遠未成熟，所以許多學者認為現時中國“職業經理人”還只能是一個美麗的錯覺：他們還遠未“職業”，充其量只能稱為“準職業”水平。他們的不足是全方位的，這種不足愈發加重了他們的生存壓力以及對資本意志的屈從。他們對未來普遍有一種難以把握的深層恐懼，現實逼迫他們不得不以犧牲未來以換取今天的安全，這個未來包含他們的夢想、他們的職業發展以及人生諸多美好的東西。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下他們只能加速燃燒自己，許多人的職業年限大大縮短。35歲，本應是職業經理的黃金年齡，對於許多經理人而言，卻已是一道可怕的門檻。 可悲的是，這一切並不是他們自己所可以把握。中國職業經理人真正作為一股重要力量走向中國經濟前台，不僅僅需要他們自身的不懈努力，更需要仰仗的是我們這個社會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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