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確財產刑的執行不屬於執行庭的業務範圍，那么，這一工作究竟應當由哪一個部門作為工作機構呢？有人認為，應當由刑庭作為財產刑的執行機構，主要理由是刑庭是審理刑事案件的組織機構，從實現刑罰目的，維～律尊嚴，做到罰當其罪來講，就應當由行使刑罰手段的機構行使，而且刑庭對罪犯的財產情況了解充分，從法律上講對財產刑的執行變更權應當由刑庭行使。對這種觀點，本人認為不可取，因為雖然刑庭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優勢，但與審執分離的司法原則相悖，而且也是不現實的。例如，原大廠區法院刑庭在1999年度共審結刑事案件167件，其中，需執行財產刑的案件100件，占審結案件總數60％，XX年度審結刑事案件199件，需 執行財產刑的134件，占審結案件總數的67.34％，很顯然，這么大的工作量由刑庭來完成是不可能的。如果將財產刑案件移送執行庭辦理，則又大大增加了執行庭的工作量。原大廠區法院1999年度執行案件總的19.81％為刑事判決的財產刑執行案件，XX年度執行案件總數中有21.1％為刑事判決的財產刑執行案件，這些大量的財產刑執行案件地增加，占用了大量的執行時間和執行人員，影響了其它民事案件的執行，同時由於財產刑執行的困難和障礙較多，也使其實際執行到位的標的極少，這樣的工作效率造成了事倍功半的工作效果，得不償失。 落實財產刑執行機構的原則應當是按照審執分離，專業化的要求設定。目前，我國法院的各級執行機構正在改革之中，在成立各級執行局的內設機構中，就應當設立財產刑執行的專業部門，這樣就可以集中有限的執行力量，按照相應的執行程式，從事專門的財產刑執行工作，而且還可以集中力量統一調度。 （二）儘快制訂全面、明確具體的財產刑執行程式和法律規範，是保證財產刑規範執行的有力法律武器。目前財產刑的執行，由於執行程式和具體規定不明確，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規範，使得財產刑難於執行，具體表現有：執行程式適用難，運用措施裁定難，執行對象追加難，能否中止決定難，外地對象執行難。 在財產刑的執行中，對被執行人財產的執行沒有具體的刑事操作程式，是否可以參照民事案件執行那樣，從送達執行通知書開始，到執行結案報結束，都沒有統一的規定。困此，在財產刑的實際執行工作中，操作不規範的較多，只能是根據“應執盡執”的原則，大膽工作，措施果斷，只要將財產刑執行到位就行。對在執行中遇到的被執行人享有共有權的財物的執行則較少地考慮其他權利人財產權是否受到損害，因為在執行中如何嚴格區分被執行人的財產、共有財產或是他人財產在執行程式上沒有明確具體規定。 在運用強制措施對罪犯的財產或罪犯享有共有權而以其他人的名義登記的財產，進行處理時，應當運用民事裁定還是刑事裁定，均難以確定，包括對執行對象的追加也是這樣。 對罪犯的住所地和財產在外地的財產刑執行案件，應否委託外地法院執行也沒有規定，造成了執行人員去外地執行財產刑時，沒有外地法院人員的配合；而委託外地法院執行的案件，要么被退回不予執行，要么杳無音訊，使住所和財產在外地的財產刑執行案件無法開展執行工作，如，原大廠區法院委託外地法院執行的16起案件全部是這樣的結果。要切實解決財產刑案件的執行難就必須建立專業化的執行機構，有較為配套和完備的執行程式及法律法規。 綜上所述，只有改革財產刑的審理裁量機制，才能減少和降低財產刑的空判率；只有建立刑事訴訟的財產保全制度和建立健全財產刑執行機構與執行程式，才能保證財產刑的判決得到全面徹底地執行，才能維護刑法財產刑處罰的法律權威，實現刑法的立法宗旨，真正發揮刑罰中財產刑的經濟制裁和威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