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城市進入快速建設期和發展期，我國大中城市也同時邁入了“非穩定狀態”的危機高發期。專家認為，“城市危機處理系統”亟待建立。 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教授日前在“東芝—瀋陽”論壇上介紹說，世界城市發展的一般規律表明，人均ｇｄｐ超過１０００美元時，城市化進程將進入成長期；當人均ｇｄｐ超過３０００美元時，城市化進程將進入高速成長期。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均ｇｄｐ處於１０００美元至３０００美元的發展階段時，恰好是“非穩定狀態”的危機頻發期。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人均ｇｄｐ突破１０００美元，相當數量的大城市人均ｇｄｐ已經達到或超過３０００美元，這標誌著我國城市進入快速建設期和發展期，我國大中城市也同時邁入了“非穩定狀態”的危機頻發期。 這種新的形勢為城市安全提出了兩大課題：一是城市化的高速發展，破壞了計畫經濟時代下傳統城市的“超穩定結構”，城市人口和財富的快速集聚，對城市資源、環境、基礎設施、城市管理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二是全球化帶來了城市要素的快速流動，這種人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和信息流在全球的流動下，帶來了城市要素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從而使傳統的城市結構變得脆弱和失衡，城市安全的風險在不斷增加。 在這種背景下，我國的城市安全呈現出四個特點：一是危機事件呈高頻次、多領域發生的態勢；二是非傳統安全問題，尤其是人為危機和人為製造的危機，成為現代城市安全的主要威脅；三是突發性災害事件極易被放大為社會危機；四是危機事件國際化程度。目前，我國正處於一個更加開放的環境中，特別是中國加入ｗｔｏ後，經濟、文化和社會發生的危機越來越多地融入到世界，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的危機都有可能影響到中國，而國內的任何重大危機事件也可能在世界上產生一定影響。 為了應對這種形勢，連玉明教授建議，我國城市應該從硬體和軟體兩個方面著手，建立一套功能完善的危機處理系統。這個系統包括硬體和軟體兩個方面。 從硬體上，在全面城市建設和城市發展的大背景下，要正確認識和處理投資吸引力和基礎設施承載力的矛盾。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應轉向環境和生態安全，高度重視城市基礎設施的安全功能。在繼續完善水、電、氣、通訊等服務設施的安全保障的同時，加強地震、火災、風災、洪水、地質破壞、傳染病及其它新的城市災害和非傳統危機的防災減災和公共安全功能建設。 從軟體上，要儘快建立一套統一指揮、反應靈敏、協調有序、運轉高效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系統。重點要在理順體制、完善機制、健全法制上下功夫。 理順管理機制是城市危機處理系統建設的首要問題。連玉明說，實踐證明，危機處理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體制問題。危機發生後，政府的主要應急聯動反應業務被統一到一個指揮系統和作業平台上，從而大大提高了各部門的協同程度和應急反應速度，但同時也帶了來許多體制上的衝突，如指揮關係與權力、責任的衝突。 其次，要建立長效機制是城市危機系統建設的核心問題。這個長效機制包括預警、信息、決策、專家諮詢、組織協調、執行、法律、社會溝通、後備保障與社會救援機制以及善後處理等機制。 三是健全安全法制是城市危機處理系統中的關鍵問題。一個健全的安全法律法規體系應包括立法機構依據《憲法》制定《緊急狀態法》及其它相關法律，以及由立法機構授權政府頒布的有關緊急狀態的法律法規。目前我國還沒有類似的緊急狀態法，城市安全綜合協調部門還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在危機發生後，組織的臨時性指揮協調系統，依靠的主要是行政協調而不是法律機制，是領導權威而不是制度保障。在我國目前條塊分明、軍地有別的特殊條件下，這種缺乏法律支持的行政協調，在面臨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大規模突發性事件時，其地位和處境就顯得十分尷尬。 此外，危機處理不是光有法律就可以了，依法行政更是政府在危機事件應急處理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危機狀態下的公民合法權益往往會被突發性應急舉措所侵害，一旦政府在行使危機管理權時處置不當，就會為進一步放大危機埋下新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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