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來，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開展民事行政審判活動檢察監督，收到了較好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但是當前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在實踐中存在不少問題和困擾，嚴重製約了民行檢察監督工作的深入開展。筆者作為一名基層民行檢察工作者，結合工作實踐，就基層院民行檢察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原因及對策談一些看法，與同仁商榷。
一、基層民行檢察工作實踐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進行監督存在很多困難。按照現行法律的規定，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的，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式提出抗訴，但是人民檢察院審查人民法院審判卷宗或進行調卷缺乏相應的法律規定，由於法律沒有規定檢察機關在民事檢察監督過程中的調查取證的職權，就使得現行法律規定的民事抗訴的力度受限，抗訴制度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延安市院向中院提出抗訴的一件案件，中院裁定由黃陵法院再審，該案在縣院發了檢察建議的情況下才審結。
人民法院將抗訴案件發回重審，弱化了檢察機關的抗訴權，降低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司法實踐中，絕大部分抗訴案件被發回重審，由原審法院另行組成合議庭重新審理，而原審法院卻向提出抗訴的人民檢察院(即其對等人民檢察院的上級檢察院)通知派員出席法庭。這種做法實際違背了司法制度的基本對等原則，同時也不利於及時糾正錯誤裁判。
基層人民檢察院無抗訴權，不利於抗訴活動的健康發展。
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基層人民檢察院無抗訴權。實際上，基層檢察院是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聯繫最直接的檢察機關，由於基層檢察院大量接觸實際工作，熟悉情況，對於同級人民法院審理的民事案件，情況較清楚，也便於調查取證，最易對民事訴訟進行及時有效地監督。在實踐中，大量的民事申訴案件當事人直接到基層人民檢察院去申訴。而對此基層人民檢察卻無抗訴權，只能建議或提請上級人民檢察提出抗訴。這無疑加大了抗訴活動的成本。可見，我國關於檢察機關對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法律規定是原則的、有限的，檢察機關的民事訴訟法律監督職能受到了限制。
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公益訴訟，法理充足，法規缺位。
現行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檢察機關有權對民事訴訟活動進行監督，但缺乏民事公訴的具體明確規定。近幾年來，全國許多地方檢察機關對提起公益訴訟工作作了有益的嘗試，積累了一些成功經驗，總體上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但由於立法不明確，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與法院認識不一，法學界對此仍存在分歧，因此開展此項工作目前仍舉步維艱。
人民法院的單方司法解釋及內部規定對檢察權進行限制的現象日趨增多。
如最高人民法院於底在重慶召開《全國審判監督工作座談會關於當前審判監督工作若干問題的紀要》中要求：“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特別程式、督促程式、公示催告程式、企業法人破產還債程式審理的案件;以調解方式審結的案件;涉及婚姻關係和收養關係的案件;執行和解的案件;原審案件當事人在原審裁判生效兩年內無正當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的案件;同一檢察院提出過抗訴的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中明確不適用抗訴程式處理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規定是違反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87條、第188條“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再審”之規定的，是對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的限制甚至剝奪。再如：“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抗訴案件，由抗訴機關出席法庭的人員按照再審案件的審判程式宣讀抗訴書，不參與庭審的其它訴訟活動…”等一些最高法院的規定也是對檢察權的限制，可以說是嚴重違法，缺乏法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