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制是實行調控的根本手段。
綜上所述，旅遊業 實行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如何才能有效地對旅遊業實行調控呢？筆者認為法制是實行調控的根本手段，這是因為：
１、調控的模式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其核心是對市場的調控，而法制是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一個主要手段（另外兩個分別是：監督體系、同業之間監督和企業自律）。
２、法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制來規範和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對旅遊業調控也必須用法律手段。而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體系框架已經基本形成，為我們依法調控旅遊業創造了良好的法律環境。
３、法制也是我國旅遊業１７年發展歷史經驗的總結和概括。經濟政策、必要的行政手段、經濟法規是調控的主要手段，前兩個手段在我國旅遊業的發展過程中都發揮過作用，但由於它們存在一定的弱點，必須進入法制階段。大體可分三個階段：（１）、以經濟政策為主階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這一階段的主要標誌是建立了機構，並提出了具體的旅遊發展政策。１９７８年以來，隨著旅遊業的迅速發展，規模日益擴大，旅遊供給嚴重短缺，制約了我國旅遊業的發展，為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中央於１９８４年提出我國旅遊發展的“四個轉變”，旅遊基礎設施的建設要“五個一起上”的政策，這些政策的提出，調動了社會各方面辦旅遊的積極性，旅遊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由於政策太概括、太籠統，對政策理解的偏差以及與此相適應的配套政策、措施、管理辦法沒有同步跟上，管理機構的權威不夠，沒有及時出台一套嚴密的法規，旅遊管理部門在實踐上無法實行強有力的、有效的調控，導致了調控失調，旅遊市場混亂。（２）、以行政手段為主階段——行業管理階段（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從１９８６年開始，我國旅遊業列入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我國旅遊業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部門和一項產業納入了全社會統一管理的軌道，同時也向旅遊管理部門提出了加強行業統一管理的要求，為了加強行業管理，全國強化了管理機構，國務院成立了以吳學謙副總理為主任的國家旅遊事業委員會，各地理順了機構，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７日，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決定撤銷原市旅遊局和原市飯店總公司建制，按照巨觀加強管理、微觀放開搞活的原則成立了北京市旅遊事業管理局，統一管理北京城鄉旅遊事業，改變了過去多頭、分散管理的局面。這對加強旅遊全行業管理，提高旅遊服務質量，產生了積極作用。但由於行政手段主要是計畫經濟的產物，因此在調控中容易陷入“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惡性循環。（３）、向法制手段過渡（１９８９年至今）。我國旅遊業前１０年的發展，經歷了從旅遊政策為主，到旅遊行政手段為主階段，每一階段都是對前一階段的完善和深化，同時也是我國旅遊業發展水平的客觀反映。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對旅遊業的巨觀調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要繼續貫徹執行以前所制定的至今仍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針對旅遊業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採取有效的行政措施，但更重要的是要加強法制建設，這才是解決旅遊業中存在問題的根本所在。１９８５年５月，國務院頒布了《旅行社管理暫行條例》，這是我國第一部旅遊行政法規，標誌著我國依法管理旅遊業的開始，１９８９年以後，經過了以前兩個手段為主的調控實踐後，兩個手段的弱點逐漸暴露出來，旅遊管理機構在實踐中認識到了法制的作用，轉向以法製作為調控的主要手段。在旅行社、旅遊涉外飯店、導遊管理等旅遊業的基本環節和重大問題上陸續頒布了許多旅遊單項法律、規定和辦法，其中經國務院批准頒布的行政規章有四個，國家旅遊局在職權範圍內制定了７０多個行業規章，各地旅遊行政部門也根據各地的實際制定了許多地方性旅遊法規。 四、加強法制建設，依法調控旅遊業。法制是加強旅遊業巨觀調控的根本所在，但從旅遊業法制建設的現狀來看，我們認為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加強法制建設，儘快形成旅遊法制體系，使旅遊業的發展有法可依，才能保持旅遊業良性發展。旅遊法制體系應包括以下四個層次，即：（１）、旅遊法，是旅遊法規體系中的主體法，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頒布，現在尚未出台；（２）、條例、規定等，是由國務院頒發或批准，由國家旅遊局頒布的，如《旅行社管理暫行條例》、《導遊人員管理暫行規定》；（３）、國家旅遊局在自己職權範圍內制定頒發的規章、制度、辦法等，如《旅行社管理暫行條例施行辦法》等；（４）、地方政府或地方旅遊行政管理部門制定頒發的地方旅遊法規，如《北京市執行〈旅行社管理暫行條例施行辦法〉的處罰細則》等。旅遊立法主要是培育旅遊市場機制，建立旅遊市場規則，維護旅遊市場秩序，包括以下四個方面，即：（１）、市場主體制度，即關於市場當事人必須具備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的法律規範；（２）、經濟契約制度；（３）、市場競爭規則，即明確市場競爭的性質、範圍以及是否正當的法律制度；（４）、市場調控制度，即旅遊行政部門對旅遊市場巨觀調控的制度化、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