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學術，不在於龐大的政府計畫，而在於創造學術自由的條件，只要略為翻檢一下那些經典的、為人廣泛引征的學術著作，回首一下那些思想家、理論家的成長史，有幾多是計畫、工程的產物? 姑且不說“屈原放逐，乃作離騷”，我們畢竟不能為了弄出傳世之作而有意置學人於苦難之中，人文科學研究的是意義世界，意義世界是個人的世界，事情是否有意義、有何意義，在於個人的內心感受、情緒體驗和心靈直覺，它更需要個人心靈的自由。 僅從與社會、政治相關甚緊的法學看，20世紀的名作，如凱爾森的《純粹法學》、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德沃金的《法律的帝國》、哈貝馬斯的《事實與規範》，產生的原因各異，但大概不能說與如此龐大的“繁榮計畫”有直接關聯。 如何繁榮學術而不是“繁榮”“計畫”，需要處理好以下問題。 政府能幹什麼與不能幹什麼。這的確沒有一條公理可循，在不同國家和不同領域規則不一。學術終究是學者的事情，政府能幹的主要是建立和維護基本的學術秩序，這包括設定建立學術機構和選任學術人員的標準，處理有關這方面的糾紛；其次是為公立學術機構安排和籌措資金，保證它們的正常運行；再次是制定必要的、巨觀的、框架性的發展規劃；最後是設立儘可能少而精尖的獎勵。這四者的重要性依次遞減。 至於學科建設、人才培養、課題研究、教材編寫與使用、學術評價、崗位設定等，統統應交由學術機構和民間團體自主處理。 大量越俎代庖的政府計畫、“工程”應當停止。首先應放棄各種重點工程，如“985工程”、“211工程”、國家重點學科、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百千萬人才工程”。公平競爭是人才成長、重大學術成果產生的必要條件，這已為各國實踐所證明。不可否認各學術機構、學者之間有水平高低之分，但這應是公平競爭所致，而不應是人為評審的結果。現在重點大學的終身制問題嚴重，我們搞重點建設已有幾十年，卻未聞哪一所重點大學被取消重點資格。一所大學靠校長的談判能力從部長那裡獲取資源的局面，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學術機構“組織程度最小化”。與企業重效率，政府重公正不同，學術機構應重自由，自由是學者的工作條件和知識創新的保障。因而，在內部管理上，學術機構不應無限追尋企業和政府的管理和運行方式，也就是要降低組織化、程式化、形式化、數位化的程度，給學者以較大的支配空間，使自己能沉浸於學術創造之中，特別是不要令那些具有內在使命感的人，覺得從事學術是外部程式壓迫的結果。 學術原本是孤寂、信奉的事業，創造源於至誠。而現行的各種指標、排名、數量要求、等級規定、審批程式，和為實施這種管理模式而建立的龐大機構：科研處、校級院級學術和學位委員會、各學科組、職稱評定領導小組及辦公室等內部機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及辦公室、xx學位委員會及辦公室、xx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各部科研司局、省級相關機構，顯得過度組織化，學術不能承受如此組織程度之重。 建立符合學術活動性質的學術評價機制。現行的以給人才、成果評定級別為中心的評價制度，錯誤地套用了物質生產中產品質量定級的標準，沒有反映精神活動的特點。 建立合理的學術評價機制當考慮到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放寬評價的時間尺度和數量標準，大凡優秀的學術成果都應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三兩年一評的獎，時間尺度太短，難以全面反映成果的真正水平，因此，受獎的成果至少應是十年前創作的。對教師的年審制更是不能提高其學術能力。學者出成果有相對長的周期，且不確定，一個人的創作高峰只有那么幾個(年)，一個人稱得上有學術貢獻的東西也就是那么幾篇，大部分時間處在積累期，不可能按每年幾篇、幾年一本書的規定來進行創作，即便做到了，多數年份是在“寫字”。 二是多採取民間評價、同行評價，儘量減少官方評價，所有評價不要分出國家級、省部級，權威級、核心級，不以刊物身份定論文水平。學在民間，民間認同少一些急功近利，更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好的作品沒有級別同樣會流芳百世。 三是適當分別不同學科的性質，套用有所不同的標準。儘管學科統合的趨勢在加大，但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相對界線仍存在，三大科學內部也有差別，每一學科也可大體分出基礎研究與套用研究，這樣評價標準在時間、數量、形式上也要略有不同，提出一個哲學命題、破解一字甲骨文恐畢生不能，寫出一條立法建議並進行論證，幾月幾周即可，採用一個標準，如以論文見高低，難以衡量。 四是要特別鼓勵，至少不能歧視那些無項目、沒有耗費公共資源卻產出成果的學者，他們比那些耗費了公共資源才寫出文章的人更應受到敬重，而現行的制度把有項目，甚至有什麼等級的項目，作為評職、評獎或評崗位的硬條件，而使沒有項目的人不能或很難得以晉升，極不合理。 18世紀德國啟蒙主義哲學家伽渥曾有言：良知的聲音是輕微的聲音，它在塵囂之中難以被聽到。其實，學術也是輕微良聲，它需要我們忘卻世間的激越，在寂靜中傾聽。 寧靜致自由，自由成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