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問題在於我國原來建立的國有企業是一個小社會，它承擔了大量的社會責任和社會負擔，職工對企業的依附性較強，無論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均依賴於某個具體企業。在各方效益向國有工業集中時，企業能夠承擔，甚至引以為優越性。但當效益向其他方面轉移時，企業並未能將其過渡的社會責任和負擔轉給社會。因此越是老企業困難也就越大。此外，由於政府對國有企業干預過多，產權也不明確，企業對消化效益轉移的積極性也不高。這種狀況顯然給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轉移企業經營機制帶來了困難。
為解決上述問題，促進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一是要從巨觀調控上把握工業效益轉移的度的界限，有效制止政府部門和社會對企業的攤派；二是加速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包括建立醫療、待業、養老保險制度和推進住房商品化的改革等；三是要切實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把主要精力放到降低經濟的不確定性和組織社會服務上，不再介入企業經營和風險，讓企業輕裝上陣，自主經營，在競爭中優勝劣汰。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實現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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