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下午，市教育局通知我出席行風監督員會議，因新居民事務局參與對全市25萬新居民未成年子女的服務管理工作，其中約12萬人在義務教育階段，於是教育局在新居民局聘請一名行風監督員， XX-XX年的行風監督員由我擔任，聘期兩年。所謂行風監督員其實也沒多大任務，無非是教育局的半年或年度總結出來後，徵求一下意見，一年也就出席一、二次會議，座談一下。
行風就是行業風氣，行風監督就是讓行業外的人來監督本行業風氣正不正，就教育來說，一般集中在招生是不是開後門；能否做到公平、公正；教師在私自創收補課，合不合法，應由誰處理；收費是不是規範；升學率低的學校應該採取什麼措施等等。事實上，每次的監督員會議也提不出什麼好的建議意見，大多是就本部門的工作附加給教育部門。
曾有一個中學的校長向我訴苦：現在的校長，主要的精力不是在搞教育，而是在應付來自各個政府部門的行政事務，每年收到的政府部門檔案100多個，大多與教育無關，卻個個比教育重要，必須認真貫徹執行。什麼治安保衛、防恐措施、校車安全、食堂衛生、法制教育、交通知識，還有配合政府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等等，加上各種檢查、考核，那有精力去研究教育。
校長的話引起了我對往事的回憶，在我上國小的時候，家長們關心的是，開學了，又要為孩子繳學雜費了，是去借呢還是先欠著。開學後老師討學雜費成了主要任務之一，至於孩子讀什麼學校，學習成績好不好，不是家長們關心的事，那是學校老師的事。那時的學校也有好壞之分，比如我到三年級下半學期，就因為成績好被選送到中心國小。
那時的老師對學生也特別嚴，老師上課拿一根教鞭，有一米多長，教鞭的作用不僅僅是指著黑板上的字，還有讓學生恐懼的作用。哪個學生做小動作，或者注意力不集中，你都不知道老師什麼時候到你身邊的，頭上早就挨了一教鞭。有幾個成績差的學生，幾乎每天挨教鞭，儘管如此，差的就是差的，教鞭吃得再多也還是要留級，人的個性差異是先天注定的。
自從“文革”批了“師道尊嚴”之後，學生再也不用怕老師了，老師也不用那么負責地教學生，特別是到了獨生子女這一代，老師膽敢體罰學生，被家長知道一定會讓老師吃不了兜著走。家長想讓學生成績好一點，可以，你出錢吧，老師給你補課。至於想進重點學校，推薦制是不可能了，憑藉權力、金錢、社會關係，哪個校長擋得住？
當我的兒子要上學了，我當然也不落後，讓退休了的母親出馬。母親當年撤地建市時被分到新組建的城區教育局，對教育局的建立有過貢獻，於是對教育局領導提出請求：我為單位作了貢獻，沒向組織上提過什麼要求，現在孫子要讀書了，希望能安排在實驗國小。局領導能不考慮一個老同志提出的請求嗎？於是兒子理所當然地進了重點國小。
兒子要上國中了，母親的房子正好處在三中地段，而這時母親已退休多年，早已是一杯涼茶，於是我親自出馬，將全家的戶口遷到母親這兒。有個同樣遷戶口的家長對我說：你這是假的，你兒子並不在奶奶這兒住，我們是房子過戶住在爺爺奶奶家，並經過公正的。我完全不認同這種說法，房子沒過戶難道老人會帶走？沒經過公正就不是自己孫子了？
上高中和大學就只能是孩子自己的事了，當然也有中考缺幾分不能進重點高中的，學校招收一定比例的議價生，家長肯出錢還是可以進的。聽說一分1萬，但只要能進，家長們哪怕是借錢也不會放棄，全然不顧孩子最終能不能跟得上學業。好在我兒子學習不錯，從沒讓我們在學習上花過額外的錢，所以也就從不關心這方面的行情。
應該說現在學校的環境、設施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長們對子女教育的重視也是空前的，於是社會對教育部門的要求越來越高，教育部門的壓力也越來越大，聘請行風監督員也是對付社會壓力的一種手段。不過我認為學校就是搞教學的，培養學生成為國家有用人才是主要目的，校長們不研究教育，總是在應付行政事務這是得不償失，應該給予學校更多的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