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年警示教育心得體會

牢記宗旨  不辱使命

——觀看警示教育專題片的思考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不堅決懲治腐敗,黨同人民民眾的血肉聯繫就會受到嚴重損害,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 因此,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全黨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是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反腐敗鬥爭的艱巨性、長期性和緊迫性,務必要以更大的決心、更有力的措施、更紮實的工作、更深刻的教育,旗幟鮮明、毫不動搖把黨風廉正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深入持久地進行下去。

XX年8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和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分別依法指定管轄,慕綏新、馬向東等人嚴重違法案件分別由遼寧省大連市、江蘇省南京市等地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慕綏新、馬向東等16名罪犯被押上法庭,受到法律的嚴厲懲處。其中,馬向東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慕綏新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慕綏新、馬向東等人的腐敗行為,帶壞了隊伍,敗壞了風氣,影響了瀋陽市經濟發展,給黨和政府的形象抹了黑。本該為瀋陽市720萬人民謀取幸福利益的權力,到了慕綏新、馬向東等人手裡卻變成了權錢交易、中飽私囊的工具。他們用人民賦予的權力大肆索賄、受賄,幾乎到了利令智昏的瘋狂地步。不給錢不辦事,給了錢就亂辦事,是慕綏新、馬向東等人奉行的辦事“原則”。由於他們極為惡劣的“示範”和推動作用,致使瀋陽市黨政幹部中送禮之風一度愈刮愈烈,對上送,對下收,數額從數千元到數十萬元,幣種從人民幣到美元、澳大利亞元、港幣等。辦事送“紅包”“感謝”,不辦事也送“紅包”,還美其名曰“聯絡感情”。這其中有相當一批行為屬於權錢交易的行賄、受賄性質。“紅包”絕大多數來自公款,因此,收送“紅包”之風又助長了瀋陽市一些政府機關私設“小金庫”的現象,葬送了一批幹部的政治前程。前中共雲南省委副書記、省長李嘉廷利用職權收受賄賂,共折合人民幣119萬元,為兒子和情婦謀取非法利益,涉及金額5000餘萬元,違紀數額巨大,情節嚴重,所造成的社會和政治影響十分惡劣。慕綏新、馬向東、李嘉廷等人嚴重違紀違法案件如警鐘時時給以我們啟迪和警示,如何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腐敗”是古往今來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中,所有封建王朝的統治者,都是將維護自身的利益、鞏固統治地位放在一切政務的首位,並因此建立皇權高於一切的專制體制。專制體制,一切權力自上而下授予,每一級官員的升遷榮辱甚至性命都掌握在上級手裡,因此他們必然“唯上”,只對上級負責,而不管老百姓死活;“唯上”一方面導致下級對上級的人身依附,另一方面必然導致組織路線的任人唯親,進一步則必然出現拉幫結夥、結黨營私(吏治腐敗);專制體制本身即意味著以人民為敵、不信任人民,對官員的監督主要依靠來自上級的監督,這種先天的監督不力,必然出現腐敗;任人唯親、結黨營私的組織路線必然是官官相護、上司包庇腐敗的下屬,甚至上下左右相勾結,形成腐敗網;腐敗網一旦形成,搞腐敗受到懲處的機率將大大減小,而腐敗得逞的機率將大大增加,因此腐敗者將越來越肆無忌憚,腐敗如同機體上的毒瘤,迅速擴散、惡性膨脹;一切腐敗都會加劇對老百姓的壓迫和剝削,惡性膨脹的腐敗總有一天搞得民不聊生,民眾揭竿而起,專制王朝在人民的打擊下土崩瓦解,成為最終的必然結果。

江澤民同志指出:“好的體制,可以有效地預防和制止腐敗現象的發生,反之,不好的體制,則會導致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我國現階段的腐敗現象是在體制轉軌過程中發生的,具有明顯的階段性、體制性特徵。當前,我國正處於從計畫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計畫經濟條件下形成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已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的要求,而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管理體制、監督制約體制又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建立和完善,行政行為、市場行為、企業行為也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得到嚴格規範和有效約束。因此,新舊體制和機制之間的碰撞、摩擦和衝突時有發生,不可避免地在制度和管理上形成真空和漏洞,使得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有了客觀條件。因此,加大體制、機制、制度改革的力度,減少滋生腐敗的土壤,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次,必須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這是黨的優良傳統和寶貴經驗。我們黨成為執政黨後,黨內一些人逐漸不思進取、好逸惡勞,不願意艱苦奮鬥,熱衷於貪圖享樂,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慕綏新、馬向東等人就是這樣的典型。他們之所以能夠進行各種各樣的腐敗活動,就是因為他們利用了我們黨是執政黨這一條件,利用了黨和人民賦予他們的權力。對於慕綏新、馬向東等人以及一些部門的“一把手”,有關的黨組織沒有嚴格要求、嚴格教育、嚴格管理和嚴格監督;對於慕綏新、馬向東等人的蠻橫粗暴工作作風和嚴重踐踏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做法,其所在的黨組織採取姑息遷就的態度,基本上放棄了教育、監督的職責,沒有進行必要的批評和鬥爭,客觀上助長了慕綏新、馬向東等人的惡劣作風,使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遠;對他們的選拔任用也沒有嚴格把關,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損害。這方面的教訓極為慘痛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