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西方經濟學蔚為壯觀的體系中，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特別引人注目的一支。一般認為，現代西方經濟學可分為主流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由亞當·斯密發端，中經大衛·李嘉圖、西斯蒙第、穆勒、薩伊等，形成了古典經濟學體系(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紀以後，主流經濟學又歷經了“張伯倫革命”、“凱恩斯革命”和“預期革命”等，制度經濟學[1]形成了以個體經濟學和總量經濟學為基本理論框架的新古典經濟學體系(newclassical economics)。儘管主流經濟學枝繁葉茂，備受青睞，但非主流經濟學一直在努力抗爭，不斷創新，仍獲得相當的發展空間。非主流經濟學流派很多，制度經濟學就是其中的一個流派。制度經濟學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是因為它的理論思想與眾不同，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獨特性質。
從方法論上講，制度經濟學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19世紀40年代，以f·李斯特為先驅的德國歷史學派。歷史學派反對英國古典學派運用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方法，而主張運用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方法，強調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階段的特徵。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以t·凡勃倫、j·r·康芒斯、w·c·米切爾等為代表，形成了制度經濟學派別。儘管制度學派並不是一個嚴格的、內部觀點統一的經濟學派別。但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基本上都重視對非市場因素的分析，諸如制度因素、法律因素、歷史因素、社會和倫理因素等，其中尤以制度因素為甚，強調這些非市場因素是影響社會經濟生活的主要因素。因此，他們以制度作為視角，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一研究方法論的核心在於，不是以任何客觀的指標來衡量經濟活動，而是立足於個人之間的互動來理解經濟活動。因此，以制度為視角研究經濟問題，首先要求確立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作為研究的起點，而不是以人與物的關係作為起點。在他們看來，制度經濟學所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不確定的人，因而無法以一個確定的、總量的標準，對整個經濟活動作出安排。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所說：研究視角的改變推動了諸如產業組織、勞動經濟學、經濟史、產權分析和比較體制等領域中實證和理論研究的結合——這種結合是有用的，並帶來了制度主義的復興。這是制度經濟學在方法論方面的一個顯著特點。
儘管制度學派是以反對主流經濟學為旗幟的， 但它強調立足於個人之間的互動來理解經濟活動，首先確立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作為研究的起點，反對以一個確定的、總量的標準對整個經濟活動作出安排的研究思路，卻可以追溯到主流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的理論。我們知道，斯密發表了《國富論》這一不朽著作，開創了現代經濟學的先河;同時，亞當還發表了著作《道德情操論》。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分析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微妙和不確定性，認為人與人的關係取決於人的情感，而不同的情感又源於人的不同想像。由此他提出，維繫和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最佳經濟運行方式是市場，因為市場沒有違逆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情感和想像，市場是人的情感不確定性的集中和體現。當然，主流經濟學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中，一味地對市場進行所謂的科學分析，逐漸把市場描述為一架精巧的可預測的機器，從而背棄了斯密關於市場不確定性的思想和研究思路，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