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領導、各位來賓，下午好！
風險交流和社會共治，現在都成了食品安全領域的高頻熱詞，二者結伴出行，更加引人注目，隨時隨地彰顯重要性、必要性和特殊性。這是好事情，好開端，我就接著大家講的繼續講，不少內容應該是許多專家觀點的重複，只能理解為在萬事開頭難時，不同場合不同發言的重複，也是一種有效的交流。
兩年前的六月間，也就是XX年6月5日，在《全國食品藥品安全和監管體制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中，汪xx副總理提出食品安全需要構建社會共治格局，之後的《食品安全法》中，“社會共治”也是食品安全監管的一個基本原則。關於共治的這一點已經達成廣泛共識，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是有效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好辦法新思路，可以理解為在新一屆政府進行大刀闊斧行政體制改革的背景下，在食品安全領域，小政府大社會，簡政放權，培育社會主體活力的決心。
美國環保署首任署長威廉·盧克希斯，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風險交流這個詞。國際通行的食品風險分析框架由風險評估、風險管理、風險交流三部分組成。關於風險交流，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糧農組織明確指出，“風險交流是在風險分析全過程中，風險評估人員、風險管理人員、消費者、企業、學術界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就某項風險、風險所涉及的因素和風險認知相互交換信息和意見的過程，內容包括風險評估結果的解釋和風險管理決策的依據。”食品安全風險交流，順理成章，是實施風險管理的先決條件，是正確理解風險和規避風險的重要手段。
社會共治和風險交流之間，是相輔相成，相互依賴，相得益彰的關係。先來看看共治和交流的主體問題，食品安全社會共治的主體和風險交流的主體是契合一致的，包括生產者，監管者，行業協會、公共媒體、消費者、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專家學者、商業保險機構等主體。風險交流先行一步，夯實社會共治的基礎，在共識的前提下促進共治，所謂共，是勁往一個方向使，心往一個方向想，充分有效的交流才有可能形成積極的合力，共同推動食品安全屬地管理責任、企業主體責任、部門監管責任的落實，同時積極回應社會關切。
社會共治背景下的風險交流的重要性，各位在座專家學者都有過精彩論述，在這裡不再贅述。今天我重點講一下，社會共治背景下風險交流面臨的挑戰。
首先，毋庸諱言，如前所述，風險交流這個理念，在國外已經發端並實施了快半個世紀了，我們才剛剛起步，雖說有後發優勢，但畢竟是剛剛開始。
從理論層面看，我國關於風險交流的研究狀況，依然停留在引進外國研究成果的水平，還是簡單的拿來主義。當然，“拿來”是當下進步所必須的重要途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總比閉門造車來得更加快捷有效。借鑑別人的經驗，吸取別人的教訓那就會少走很多彎路，從而事半功倍。風險交流的“拿來主義”，我以為是我國食品安全監管與外界聯繫的一種體現形式，因為拿來的這個風險交流的理念，是世界潮流，是大勢所趨，通過“拿來”，了解和跟隨了世界食品安全發展的大方向和需求。
在“拿來”之後如何對這個理論進行本土化的升級創新，這是當前一個重要問題。把拿來的，消化升華成自己的東西，不能總是停留在鸚鵡學舌的層面。現在我們有中國特色的風險交流面臨的困境，但缺乏有中國特色的風險交流的理論指導。理論的匱乏必定會帶來方法的困惑，不過理論的匱乏是可以在理論工作者的埋頭苦學之後迎頭趕上的，缺了就補，缺哪補哪。千萬里，我在追尋著你，到底你好在哪裡？追尋是必須的，好也是達成共識的，但是如何把風險交流落到實處，實現社會共治，通過風險交流解決社會共治的需求，通過社會共治從而解決食品安全，這才是重中之重。
說到風險交流的理論，常常因為理論兩個字，就讓人產生望而卻步的緊張。但是今天我作為學院派來做這個發言，就還是多說點形而上吧。當風險交流的在場性、不確定性、價值性等特徵，以及拿來主義的風險交流理論，和實踐中的感知不相契合甚至是相互牴觸時，理論無用的認識就是自然而然擋不住的了，緊接著就是實踐與理論更加漸行漸遠。一方面，可能在實踐中對風險交流理論充滿敬畏和懷疑，另一方面，面對中國特色紛繁複雜的風險交流的一團亂麻，無能為力，無助與焦慮都會陷入理論匱乏的困境 。其實，無非是有些水土不服，喝上幾劑湯藥，就有望藥到病除。當然，這是對食品安全科研工作者的挑戰，也是機遇，把握機會，痛下苦功，紙上談兵要做足，低頭向下看也不含糊，就能化危為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