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決拿來主義水土不服的問題，也要有中國本土化的理論自覺與批判意識，相信我們的理論改造能力，不是停留於簡單的生搬硬套上。在理論建築的同時，洞悉中國的國情，民眾的心理，都是至關重要的。比如說我們性格的內斂含蓄，交流方式就不能xx為中用，比如說在美國交流的是單純的科學問題，我們則更需要交流的是情緒，我們交流到位不是事實傳達的到位，而是情緒的理順，感情的認同，只有把理論和具體情況相結合，理論才不是空中樓閣，才能被實施者所接納，才不會遭到實施者直接或間接的抵制與消解。
除了理論亟待本土化創新和可操作性的系統化改造之外，風險交流在實踐中還需要面對風險的各種本土化挑戰。
在這裡我想分析一下，當下中國風險交流過程中，所不得不面對的風險環境的特殊性，也就是過程風險和結構性風險並存的複雜性。當今世界是一個風險社會，中國也不能例外，食品安全當然概莫能外，同時還因為中國特殊的發展歷程，文化傳統，又有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獨特困境。食品安全風險的共性是全球皆在，中國食品安全風險的個性化交流邏輯的個性實在是個棘手的問題。
比如說，在風險社會的複雜系統中，系統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強，個別要素越來越難以單獨抽離出來，換言之，也就難以分離出單一的原因和責任。也就是說，找不到一個明確的歸因主體，每個人都既是原因又是結果，因此也就沒有原因，出現了所謂普遍的共謀。這樣就使得風險交流到最後，只能把問題的出現歸咎於系統和體制，這樣的風險交流是有效呢，還是無效呢？一定程度的合理運用還是有效的，可以激發出每個系統內的人員，身在其間，無可推諉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在風險面前會更加主動地採取自我保護的措施，並且積極參與改革現有的制度。但也可能適得其反，也就是誰都覺得和自己無關，或者覺得喪失希望的無所適從。
再比如說，諸位都覺察到，或者只是不願意說出來的一種風險。就是在一些公眾和媒體眼中，企業、政府和風險交流專家三位一體，結成的聯盟本身在製造食品安全的風險，然後又建立一套所謂風險交流話語，試圖把自己製造的危險模糊為不可控的風險。但是，這確實就是我們面臨的現狀，積極參與風險交流的各種主體，已經被視為結為聯盟的風險製造者，相對受信任的專家系統，也因為專家系統本身也在食品安全風險的認知和解決上，存在著內部爭議，或者噤若寒蟬，專家的權威性受到普遍質疑，在信賴缺失的基礎上，談交流，談共治，都有鏡花水月的無能為力感。
還有不得不指出的是，在人均gdp達到1000至3000美元，是一個風險交流比較困難的時期，人們面臨更多不可預期的後果和前所未有的、不斷擴散的不確定性風險。這個時候，如果人們具備某些基本的素養，特別是科學素養，能對風險加以一定程度的認知、判斷和鑑定，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對風險進行社會弱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食品安全風險交流是獨木不成林的，不能一枝獨秀的，必須的第一步，是大面積提高公眾的科學素養。當然，食品安全的社會共治也需要一定科學素養的支撐，這種提高是二者的共同需求，共同基礎，不過這是一個需要時間和投入的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家都要有打持久戰的準備。
還有就是風險交流既然是互動，既然是雙向，就要有互動的意思，互動起來了，也才可能說到協同一心去共治食品安全。但現在不管紙上談兵，還是退而結網，都還僅只主要是監管者和專家，在大力倡導大聲疾呼風險交流社會共治，消費者並沒有覺得這一切，和以前的食品安全知識科普，以前的食品安全問題情況通報有什麼不同，最多就是多了幾個年輕寫手，改換板起面孔的嚴肅腔調，換用一些生動活潑的語言在介紹。其他，並沒有什麼改變。
還有就是風險交流的態度和身份認同問題，風險交流的主動發起方，需要理性客觀公正，才有公信力。新聞都在標榜自己有態度，交流一定也是有態度，有溫度，有角度，有高度，有廣度的。但是風險交流的發起主體，如何走出總是在安慰，常常在闢謠的狀態，似乎給人感覺就是背負著政府和企業的重託，在滅火救災，這種感覺不利於風險交流的順暢展開，天長日久，交流者自己也會厭倦這種程式化的模式，甚至會生出喪家的乏走狗的卑微感，誰都得罪了，誰都不討好，幾面難為人，當然這是擔當和責任，不過也是箇中切實的心酸。出事了，闢謠吧，大家稍安勿躁，似乎這就是默認的風險交流，就是安撫。程咬金的三板斧，掄圓了也就三板斧，具體應該怎么辦，態度的尺度如何把握，這都是交流的藝術，談到藝術，就深奧起來了，有不可捉摸的玄妙了，需要在實踐中體會，形成各自的行之有效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