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實踐方面，我們一直做得相對來說面比較廣，但深度不夠，這和我們自身社團成員的年級構成有絕大關係，現在大部分成員都是大一大二的，而大部分成員一到大二就只作為組織者而很少再參與到實際工作中去，這樣就導致有點經驗的人不能帶領大一的來做，很容易斷層。特別是這次下鄉，大二參與的就很少，想給每個隊配一個大二的跟隊但配不齊，在下鄉過程中導致許多問題的出現。另外許多人不願意去做社會實踐，實踐本身對我們的要求比較高，其難度要較大，當讓我們去做這個的時候，許多人心裡有所顧忌，就會避而不去，這也會影響到社會實踐的質量。所以我們就得在新的一年將這些難點突破，爭取給大家帶去更多的東西。
其實我們主要的工作就在這兩大方面，其他很多工作都涵蓋其內或者說都圍繞著這箇中心。我們在社團一直強調要讓每一個加入我們讓社團的人在最後有所收穫，有成長，但是收穫不是說出來的，也不是無緣無故就有成長的。所有的收穫、成長都必須以社會實踐與學習活動為載體，如果要有大收穫那就必須有高質量的活動，這就涉及到了我們整個團隊的各個方面的工作。如果我們有哪一方面做得不好，那我們整個工作的質量就會受到影響。
雖然我們現在還存在諸多問題，有的問題到現在由於一些主客觀的因素我們暫時還找不到解決的辦法，但我們肯定還會走下去，還會盡最大可能的將它做好。
大學生支農在十餘年的歷程中，已經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文化與精神。在當下許多人崇尚金錢與與名利，放棄了個人奮鬥，鄙視艱苦奮鬥，嘲笑追求理想的人，而宣揚自己所謂的現實庸俗文化。而我們要做的就是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主張個人從自身做起，自強不息，心懷責任，敢於追求理想，堅持正義，積極行動，樂於奉獻。
進入21世紀，三農問題愈演愈烈，大學生勇敢的挑起了歷史的責任，積極的投身於支農事業，這是一種愛國的表現，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歷史上的鄉村建設有很多，各地也有不同類型的組織形式，在民國期間可謂是盛極一時。代表人物梁漱溟，盧作孚，陶行知，似乎還有山模範省長閻錫山等等，以至於當時形成一個學派，特別是晏陽初將平民教育發揚到東南亞以致全世界，更彰顯了這一文化具有的強大生命力。
大學生作為國家戰略人才，承擔著重要的責任，面對歷史的重擔，我們青年大學生會責無旁貸的去做這些事。面對這些事情，雖然遇到的困難以及阻力比干其他的會更多，更大，但我們這個社團以至於我們整個大學生支農群體都會滿懷著熱情，去積極的面對我們做的這些有意義的事，至於難些困難只是做事情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小插曲，當我們克服它的時候，它會為我們的生活增添更多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