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工作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建構具有持中國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過程中，必須接受黨的領導，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這已經為我們幾十年來的實踐所證實。尤其是近十多年來的文藝現狀，更使我們所認識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一系列文藝工作的原則和要求並沒有過時，而且日益顯示出偉大的預見性。 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闡明的文藝的中心問題是“為民眾的問題”以及“如何為民眾的問題”。今天，正是在這樣一個根本問題上，需要我們聯繫實際，加以思考。 伴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文藝創作隊伍中也曾一度出現了一些混亂。譬如，文學圈中不斷在呼喚“轟動效應”甚至慨嘆“轟動效應”失去的不可復歸。其實，轟動效應的產生，正是因為作品適應了人民民眾的精神生活的渴求，反映和再現了他們關心的問題。我們不能把轟動效應的失卻歸咎於視聽藝術搶占了陣地，更不能責備民眾欣賞素質的“低下”。作家的誤區在於：一味追尋被放逐的自我，而把火熱的社會生活，把人民民眾的需要，把新時代的新人擱置一邊，自己造就了與創作源泉的距離和隔閡。還有人以“曲高和寡”來做辯詞，這種自覺不自覺地對民眾的拒絕心理是在根本上忘記了背離了“為民眾服務”這一根本的首要的問題。 空前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正在和繼續為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施展才能提供著廣闊的天地，也為作家描寫他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泛可能性。有些文藝家卻無視這一點，一味地眼睛“向外看”，致使西方現代派的創作思潮在中國文壇上走俏，一些人從借鑑手法、搬用技巧到企圖把它們拿來，用以否定、替代我們傳統的民族文學。新中國誕生以來，我們曾經出現過《暴風驟雨》、《青春之歌》、《紅岩》等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工農及革命者的光輝形象，謳歌了社會主義的時代精神，這些都產生了無可置疑的轟動效應。它們從題材、主題到人物形象無不表明：只有緊緊按住社會生活的脈搏，適合人民民眾思想、情緒、欣賞的需要，作品才能受到人民民眾的歡迎。而反現1985年以來漸漸在文壇上占有位置的西方現代派思潮，儘管創作方法及表現形式令人眼花繚亂，卻與人民民眾的距離越拉越遠了。 人們的現實社會生活與客觀的物質世界一起是文學的對象。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和文學表現領域的拓展，“內心世界”的表現作為一種現實，在文學中也已占有了相當的位置。問題的另一面是，這十幾年尤其是近幾年來，這種“內心世界”亦即作家的自我，從內容到形式正在無限膨脹，從一般技法到作為創作方法的提出，直到題材的選擇，西方現代主義在客觀上主觀上有淹沒和替代現實主義關於社會生活表現的趨勢。這樣，題材的選擇就不只是一個創作方法問題，而是一個要不要外部現實世界和有沒有一個服務對象的問題了。 有關題材的另一個問題，是表現何種人性美的問題。由於我們在理論上不限制作品題材，在實踐上一段時間內又面臨著對“左”和“高大全”的反撥，於是就有人逐漸淡忘了首先應該寫工農民眾的問題。工農民眾及其知識分子是我們事業的主人，是我們社會生活的主體，他們已經和正在做出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貢獻，同時表現了極可貴的美德。我們的文學難道可以忘記他們嗎？有一個時期，專寫壞人的“人性發現”和寫好人的“污濁”一面。幾乎成了定勢，成了規則。有的“作家”不去挖掘存在於人民當中的美好的東西，相反卻專門追求人民當中落後的東西。這就導致了社會基本生活線條的模糊，對我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對文學自身的發展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可見，題材的選擇也應該在“為什麼人服務”的原則指導下進行。 重讀《講話》，聯繫當前文壇的實際，我們感到，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在一部分人當中仍然沒有得到根本的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的發生和民眾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鬥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 在表現方法上也有個“為什麼人的問題”。新時期的文學作品在藝術實踐上體現了“百花齊放”，在藝術理論上顯現了“百家爭鳴”，向讀者呈獻了數量可觀的優秀作品。但其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 早幾年出現的“第三代”詩作，其缺陷也正在未能適應民眾需要這方面。作為對朦朧、怪誕的反撥，對詩歌貴族化傾向的反叛，“第三代”詩人對社會生活趨近了，有著明顯的“平民意識”，產生了一些戲劇化情節，語言也有意口語化。但從總體上考察，他們情趣不高，過於自以為是，創作不認真，表現過俗，因此，民眾也沒有把他們當一回事。 與此差不多同時出現的“新寫實小說”，在當代意識、歷史意識及哲學意識方面有所增強，客觀上表現了現實主義在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強大生命力和同化力，民眾對這些反映社會生活人生世態的作品還是歡迎的。但他們還沒有拿出令人十分滿意的作品，基中尤其缺少具有真正現實基礎的理想化的藝術典型形象，而且和“第三代”詩作一樣，二者都有著明顯的自然主義傾向。他們對藝術情感的“冷處理”（也叫“零度創作”），客觀上也淡化了與人民大眾的情感聯繫。 為民眾的問題和如何為民眾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作家的責任感受和使命感的問題，也即作品的社會效果問題。在今天，現實主義仍然應是我們文學創作的主要方法。那種取之於西方現代派的唯我主義、非理性主義、自然主義的方法及其作品，與我們的現實基礎和人民大眾的需要有著本質的區別，那種對社會生活的極端誇張、歪曲、變形，與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原則和要求不相適應。我們的文藝家只有把“為什麼人的問題”時刻作為自己創作的指導原則。真正肩負起時代的使命，增強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才能實現自身的主體價值，才有光明的前途。只要我們繼續沿著毛澤東同志《講話》所指引的道路前進，我們就能避免不少可以避免的失誤，“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藉以團結人民，鼓舞人民，去實現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宏偉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