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義則認為，刑罰並非是對犯罪的報應，而是為達到一定社會目的採取的手段，因此，刑罰權的行使應該是為實現一定的社會功利價值。例如義大利的貝卡利亞指出:主權者懲治犯罪的權力是以必須維護公共福利的保護機構，使它不受人們的侵犯為基礎。犯罪和刑罰之間，不是什麼因果關係，而是目的和手段的關係，即運用刑罰這一手段，追求預防犯這一目的。龍勃羅梭、菲利主張的行為功利主義則是以社會為本位，更強調對社會利益的保護，為此可以犧牲罪犯的個人利益，甚至可以成為對濫用刑罰的容忍，這與以個人為本位、強調對個人自由的保障的規範功利主義是有所不同的。儘管如此，兩者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就是從未然之罪中去尋求刑罰的正當化根據，關注的是刑罰權行使的社會功利性。對自首者處刑的從輕、減輕或免除，正是從未然之罪中尋求刑罰權的必然結果。
綜合上述理論並且基於以下幾點原因，我認為自首制度的理論基礎是在報應的基礎上追求功利，並且兼顧公正。
其一，從立法精神看，自首制度制定體現了功利主義的理論基礎。因為自首制度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的法律化、具體化。而這一刑事政策本身，就是為了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提高案件偵破率，節省司法資源從而更有效地預防和懲治犯罪，其功利性很明顯。
其二，從自首的成立要件來看，也體現了這一制度追求功利的理論基礎。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悔罪”並未被規定為自首成立的要件之一。②在投案時間上，規定得較為寬鬆。③在投案方式上也比較靈活，除了親首以外，代首、陪首、送首的，做出上述規定都是為了最大限度讀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同犯罪作鬥爭，其功利性自然也顯而易見了。
其三:從自首犯的處罰原則來看，也體現著功利主義。對於自首犯，一般都
可從輕或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這可以看出刑罰並非完全以已然之罪為根據，而從預防、懲治犯罪的功利目的出發。
自首制度的在理論基礎上追求功利，但也不是可以無限度的去追求還是受到公正的制約。這在立法中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現行刑法中除了“犯罪後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外，對於其他自首的情形，法律規定“可以”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從而賦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是否從寬，由法官根據罪行的社會危害性、投案時間、投案動機、等因素作出決定；對於罪行非常嚴重、情節非常惡劣的，雖然自首，也不予從寬。這體現了刑罰公正對刑罰功利的制約。
其二，根據罪行輕重，而在從寬幅度上區別對待。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而犯罪較重的，只能從輕或減輕處罰。這也體現了重罪重刑、輕罪輕刑的刑罰公正原則的要求。
3.總結
從世界範圍來看，自首制度的研究已不是一個新課題，但由於我國擁有很悠久的自首立法傳統，加上傳統的立法思想深入人心和與國外的法治環境不同，因此部可能直接借用外國成熟的立法。所以我國自首制度的研究既要借鑑外國的立法經驗又要參考本國的立法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