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緩刑的考驗上，存在著緩刑的考驗期不夠合理，考察的內容規定片面且不具體，考察主體的職責不明等問題，直接影響到緩刑適用的效果。作為一項刑罰制度，緩刑是附條件地不執行原判刑罰，對犯罪人規定一個考驗期，在這一期間如果能夠遵守相應的規定，確已改過自新，原判刑罰就不再執行，如果考驗期過短，就不能滿足對緩刑犯考察的需要，無法認定罪犯確已悔改，在這種情況下勢必會有失緩刑的嚴肅性和意義。
2.完善緩刑制度的幾點思考
(1)對緩刑適用的條件、範圍作出進一步的規定，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可以通過司法解釋來明確刑法規定的緩刑適用條件，對“有悔罪表現”和“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予以界定，同時應對緩刑適用的範圍作出司法指引，以彌補刑法規定之不足，從而保證緩刑的正確適用。
(2)規定合理緩刑考驗期
緩刑的目的在於教育改造犯罪分子，但緩刑不是免刑，只是原判刑罰暫不執行，最終是否執行，取決於緩刑犯的現實表現。因此，法律應規定一個考驗期限，促使罪犯悔過自新。這個期限應長短適中、合情合理、注重實效，考驗期過長會影響罪犯改造的積極性，過短則不能起到教育改造和考驗的作用;同時考驗期限長短與原判刑期長短要有所適應，最高期限和最低期限也要有一個限制。從國外刑法規定來看，法國規定考驗期不得少於18 個月，也不得超過3 年;德國規定考驗期不得少於兩年，但不得超過5 年;俄羅斯規定在判處一年以下剝奪自由或更輕的刑罰種類時，考驗期不少於6個月，不超過3年。我國可參照國外的規定，結合司法實踐，規定合理的緩刑考驗期才能使緩刑的考驗有時間的保證，才能達到改造和教育罪犯的效果。
減刑與假釋制度
19 世紀中葉起, 美國、英國、法國等已開發國家實行假釋為主減刑為輔的制度至今, 德國、日本、加拿大等已開發國家實行單一的假釋制度至今, 俄羅斯已實行假釋為主易科減刑為輔的制度。兩大法系已開發國家的假釋率高達60% 以上, 沒有國家實行單一的減刑制度。與已開發國家形成鮮明對照, 我國是實行減刑為主假釋為輔的行刑制度的少數國家。目前, 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發達省市的監獄, 每年減刑人數占服刑人數的30% 以上, 減刑比例過高; 每年假釋人數占服刑人數的3% 以下, 假釋比例過低。實質相當於減刑, 真正意義的假釋比例更少。我國大部分省市自治區年假釋率約1% ,假釋比例更低, 與兩大法系已開發國家相比, 我國是對假釋持謹慎態度和嚴格限制適用的少數國家之一。幾十年來, 我國在實行減刑為主假釋為輔的行刑制度中, 減刑刑滿釋放人員比假釋人員在假釋期間和期滿後的重新違法、犯罪率明顯高, 應當引起我們的反思和高度重視。
1、減刑、假釋制度的缺陷
(1)減刑制度的缺陷包括: ① 減刑裁定減少原判刑罰, 不利於維護法院生效裁判的穩定性和法律的尊嚴; ② 實行“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重大立功表現”的獎勵制減刑標準, 是依據一時性表現獲得獎勵的低水平減刑標準。減刑的整體矯正質量, 低於不斷努力最後才獲得的假釋; ③ 一旦獲得減刑,心理上對已獲得的減刑不珍惜，減刑後重新違法、犯罪不會導致撤銷減刑, 沒有假釋特有的對後續行為持久的法律威懾力; ④ 減刑人員刑滿釋放後, 社區矯正組織無權矯正、管理和幫助, 突然成為無管束的危險自由人，缺少國家和社會必要的關注和引導; ⑤ 減刑刑滿釋放人員沒有社區矯正的過渡適應期, 刑滿釋放後順利融入社會重新做人的難度大, 適應社會的過渡時間長而曲折。
(2)我國假釋的制度性缺陷, 主要表現在：
① 裁量假釋的防範風險“假釋後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標準過高, 裁量機關難以準確判斷和實際操作, 責任風險大。 “假釋後不致再危害社會”, 是依據監內表現作出的預測並經假釋後驗證一致的高標準, 難以準確判斷和實際操作, 裁量機關難以承擔假釋不當的責任風險, 導致很少假釋。
② 只實行傳統的獎勵制裁量假釋, 缺少已開發國家普遍實行的有條件假釋、法定假釋、過渡性的日假釋、半釋放。我國裁量假釋的第二個法定條件,“確有悔改表現”, 是指同時具備以下四個方面情形:認罪服法; 認真遵守監規, 接受教育改造; 積極參加政治、文化、技術學習; 積極參加勞動, 完成生產任務。判斷“確有悔改表現”的唯一標準, 必須經考核獲得規定的獎勵, 才取得假釋資格。導致老、病、殘等弱勢服刑人員和有學校就讀的未成年犯, 難以平等競爭獲獎勵, 即使喪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 具備“假釋後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條件, 仍難獲假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