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的志書，多書還屬初稿或內部參考的油印品，公開出版者尚屬少數。一般都記載當地的自然、政治、歷史、經濟、文化、名勝、風俗、人物等內容，著重反映當地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革命鬥爭和解放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基本情況。由於歷史的原因，此期的志書過多地記載了階級鬥爭，在資料方面亦存有不實之處。加之當時對方誌編修缺乏經驗，修志隊伍未經過專業培訓，故所編的志書較為粗糙，史志混淆，體例不精，文風不一，宣傳色彩較多，影響了方誌的質量。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國家進入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新時期。進行“四化”建設，需要總結和借鑑歷史的經驗，需要認識和把握國情和地情。作為地情載體的地方志，自然重新引起人們的重視。1978年，中共湖南省委決定恢復《湖南省志》的編纂工作，並於次年8月率先成立省志編纂委員會，重新開始編修《湖南省志》。1979年5月，山西臨汾市李百玉以《縣誌應續訂重修》為題，投書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光明日報》，建議在全國開展修志工作。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開始後，他又將原文改題為《建議續修縣誌》再次投寄大會秘書處。7月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李百玉建議修志的信上批示：“大力支持在全國開展修志工作。”自此開始了新中國成立後第二次普修新志的活動。1980年1月，黑龍江省《呼瑪縣誌》內部印行。儘管人們對它按時期記事的編排形式有所非議，但它是80年代所修的第一部新縣誌。
1980年2月，國務院指示各地“編史修志，為歷史研究服務”。4月，在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上，胡喬木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到會作重要講話，指出：“地方志的資料要收集，要保存，要研究。過去，一個縣有縣誌，一個府有府志，一個省有省志。我們國家有這個修地方志的歷史傳統，今天我們要繼承這個傳統……我們要用新的觀點，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去編寫方誌……可是，現在這方面的工作還處於停頓狀態，我們要大聲疾呼，予以提倡”。是年，中國地方史研究會籌備小組成立，湖北、山西、上海、貴州等省市相繼成立了史志編委會或省志編寫籌備組。1981年，黑龍江、雲南、廣西、四川、河南、安徽、河北等省和太原、貴陽、濟南、鄭州、哈爾濱等省會城市相繼成立修志機構。1981年7月25日至8月1日，中國地方史志協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地方史志學術討論會在太原召開。會議通過了《給黨中央、國務院的建議書》，原則通過了《關於新省志、新市志、新縣誌編纂方案的建議（草案）》等檔案，這是有史以來的首次全國方誌學術會議。至1983年初，全國已有15個省（區）、44個地區、53個市、1003個縣建立了修志機構，開展修志工作。鑒於全國地方志工作已在全國普遍進行，1983年1月2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向中央書記處呈遞了《關於恢復地方志小組工作的請示報告》。經中央同意，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於4月8日成立，具體負責領導全國的修志工作。1985年4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關於加強全國地方志編纂工作領導的報告》。同時，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召開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定》，成為本屆修志工作的第一個具有法規性質的條例，使修志工作有所遵循。到1990年除西藏外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建立了修志機構。1996年全國地方志第二次工作會議之後，西藏也建立了修志機構。與此同時，國務院各部委局也都有相應的修志機構或史志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