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契約附隨義務產生於民法學說判例，具有平衡個人權利、利益與社會權利、利益，追求實質正義的功能;契約法為適應現代契約關係的需要，對其予以法定化，但局限於私法屬性，並未使其擺脫“附隨性”。經濟法適應現代契約關係更高層次要求，以社會權利為本位，以實質正義為理念，對附隨義務從地位、內容到監控、責任給予了全面加強，使其在經濟法中成為市場主體的基本義務。至此形成了現代契約法、經濟法在對待市場與政府關係，維護個人權利與社會權利，追求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等方面分工配合，共同調整現代契約關係的法制格局。
[關鍵字]附隨義務 現代契約法 經濟法 分工配合
一、從學說判例中的附隨義務到現代契約法中的法定義務，看契約法調整契約關係功能的局限和完善
(一)民法學說判例中的附隨義務及其局限性
1.附隨義務的含義及其分類
附隨義務，作為民法理論的新興內容，儘管學者們對其理解各有出入，但是達成的基本共識是：附隨義務是在法律無明文規定，當事人之間亦無明確約定的情況下，為了確保契約目的的實現並維護對方當事人的利益-主要是人身和財產利益，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依據契約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所承擔的作為或不作為的義務。這表明附隨義務以當事人之間的契約關係為前提，以誠實信用原則為依據，其目的在於確保契約目的的實現，並維護契約當事人的利益;其內容也並非自契約關係之始就已確定，而是根據契約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隨著契約關係的進展逐步得以確立的。
依不同標準，附隨義務可作不同分類。例如， 依附隨義務的具體內容，可將其分為告知、照顧、說明、保密、不為不當競業等義務。告知義務即向對方當事人告知對其利益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的義務。照顧義務即履行契約時對對方當事人的人身、財產安全及契約標的物予以特別注意的義務。說明義務即對影響契約關係的重大事項，知悉的一方應向對方如實說明的義務。保密義務即對可能造成契約對方當事人利益損失的信息不予公開的義務。不為不當競業義務即不進行不利於契約關係之競爭業務的義務。依附隨義務在契約運行過程中所處的階段，有先契約義務、契約履行時的附隨義務及後契約義務之分。先契約義務是指在契約訂立階段，訂約雙方所應承擔的基於特殊信賴關係的協作、通知、照顧、保密等方面的義務。契約履行時的附隨義務是指在契約履行階段，為了輔助給付義務的履行並保護契約對方當事人的利益，而應承擔的通知、協作、保密、保護等義務。後契約義務則系契約履行完畢後，為了保護契約對方當事人的利益而應承擔的保密、不為不當競業等義務。
2.附隨義務是契約法理論適應現代契約關係的體現
依傳統契約法理論，契約關係中義務產生的依據主要是法律規定與契約約定。除法定和約定之外，當事人之間沒有任何權利義務，彼此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儘管為了彌補法定與約定之不足，誠實信用原則已經被納入民法體系之中，但是此時該原則的要旨在於使當事人忠實圓滿地履行法定與約定的義務。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契約關係發生了顯著變化，原有的理論與制度已經難以適應實際的需要。1861年德國學者耶林發表了“契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與不成立時的損害賠償”一文，探討了對契約訂立階段信賴關係保護的必要性，提出了締約過失責任理論，從而揭開附隨義務理論的先河。隨著實踐的發展與認識的深化，契約履行時的附隨義務和後契約義務均出現於判例學說之中。於是，沒有法定和約定的依據，契約當事人為了確保契約目的的實現和保護對方當事人的利益也承擔起告知、說明、照顧、保密等義務。與契約自由原則下的約定義務不同，附隨義務在誠信用原則的指引下，旨在調節契約當事人之間及當事人與社會間的利益關係，以達到三方利益的平衡。作為契約法理論在現代契約關係中的最新發展，附隨義務的利益調節功能明顯地表現在下面兩個方面：
首先，附隨義務是在傳統的法定與約定義務之外，衡平契約當事人權利義務的結果。如前所言，在傳統民法理論中，契約當事人雙方在法律與契約之外幾乎不負任何義務。隨著契約關係的發展，現代契約關係的特性-主要是基於經濟的專業化與生產的社會化(公共性)-凸顯出來，原有的僅調整契約成立之後至契約履行完畢時的契約權利義務關係的理論難以對契約當事人利益進行全程和全面的協調，附隨義務即應運而生。它使契約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係不僅擴展到契約成立前，而且延展至契約履行完畢以後，對契約履行時的法定、約定義務也進行了補充。至此，契約關係的權利義務，形成了法定強制性義務、法定任意性義務、約定義務和附隨義務“四維”互補的格局。附隨義務的出現，完善了法律、契約配置當事人權利義務的結構和機制，使訂立契約階段，履行契約階段及契約履行完畢以後各方面的利益得到了嚴密的保護與平衡。可以說，附隨義務使社會對契約利益關係的調節更加嚴密、更加細膩。
其次，附隨義務對個人與社會間的利益進行了衡平與協調。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成員的個體行為披上了愈來愈濃的社會公共性色彩。因此，附隨義務在平衡契約當事人利益的同時，亦間接地協調了各自所在的利益集團或階層的利益。不僅如此，附隨義務的單向性-契約當事人在負擔附隨義務的同時，並不必然享有“附隨權利”或者其他權利-說明這是依據社會需要來衡平各方利益的，具有一定的不平等性。但是這種不平等正是現代契約法追求實質正義的具體體現。因此，有人說，附隨義務是依據誠信原則而產生的間接法定義務，是國家強制衡平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結果。[6]
3.附隨義務的特點及其局限性
附隨義務與約定義務相對而言，其最大的特點是以社會權利本位，以強行性義務平衡當事人與社會間的利益關係。一般而言，契約關係中的權利義務分配以等價有償為原則，當事人承擔一定義務的同時，亦享有相應的權利。附隨義務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對等性。例如，種子的交易中，出賣人負擔給付種子的義務是以享有請求買受人支付價金的權利為條件的，而買受人履行支付價金的義務亦是以享有請求出賣人給付符合要求的種子的權利為條件的。但是上述權利義務之外，種子之出賣人亦負有告知買受人以正確種植方法的附隨義務。出賣人履行此告知義務，並不是以買受人再給予對價為條件的，只要關於種子的交易成功，此義務當然由出賣人無條件地履行。同樣，瓷器的交易中，出賣人負有當包裝瓷器使買受人能夠安全攜回和寄送的對契約標的的照顧義務，亦非以買受人再給予包裝費為條件的。[7]將種子種植方法的告知義務、包裝瓷器的照顧義務賦予出賣人，是基於當事人權利與義務分配何者更有利於利益的平衡、有利於節約社會成本而考慮的。因為種子買受人從出賣人處獲知種子種植方法比從他處另尋訊息要便利、簡捷許多，瓷器出賣人包裝瓷器的專業水平亦比買受人高出許多;儘管附隨義務具有“不對稱性”，但是節約了社會成本，平衡當事人利益之同時亦平衡了當事人與社會間的利益關係。此亦即是附隨義務在個人權利本位的基礎上兼顧社會權利，追求實質公平、維護社會正義的具體體現。
然而，附隨義務也具有先天的局限性，主要體現於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其地位具有“附隨性”。契約關係中的法定義務和約定義務均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與契約約定為依據，不但明確且具有法律效力，權威性較高，是契約關係中的主要義務。然而附隨義務主要存在於判例學說之中，[8]法律效力較低或者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它衍生和附隨於法定義務、約定義務，容易被輕慢。其二，其內容具有“不確定性”。與契約關係中的法定義務、約定義務相比，附隨義務並非自始確定，而是隨著契約的運行，根據契約目的和維護契約當事人利益的需要而逐步確定的。[9]這種不確定性具體表現在：一是什麼樣的契約關係會產生附隨義務是不確定的。如果法律對契約關係已作了嚴密的規範或契約當事人對其作出了周密的約定或契約設立、履行過程中以及履行完畢以後並無承擔附隨義務的必要，則該契約當事人即無此義務;反之，則有此必要。二是契約運行中何種階段會產生附隨義務亦是不確定的。這不僅與法律的規定、契約的約定有極大關係，也與該契約訂立、履行以及履行完畢以後的具體情況息息相關。 三是附隨義務的內容也是不確定的。在契約訂立、履行過程中以至契約履行以後，可能發生的附隨義務有告知 、說明、照顧、保密、不為不當競業等內容，但是具體就某個契約而言，究竟發生什麽內容的附隨義務還是以該契約關係的實際需要為依歸。附隨義務內容的不確定性，加重了契約當事人的注意程度，也容易導致履行行為的效率低下。其三，違反附隨義務的責任不明確。法律和契約對於違反法定和約定義務的責任有著極其明確的規定和約定。然而，附隨義務由於其依據缺乏權威性且內容不確定，故違反附隨義務的責任也相當不明確。主要是歸責原則不明確。依契約法的一般原理，違反契約關係中的法定義務、約定義務的歸責原則有過錯責任原則、嚴格責任原則和公平責任原則三種。各原則有明確的適用情形。例如，嚴格責任原則主要適用於遲延履行契約債務之後，對其逾期履行期間發生不可抗力所致的損害以及旅客運輸契約中承運人對不可抗力造成的旅客人身傷害等情形。但是在何種情形下違反附隨義務，應適用過錯原則、嚴格責任原則或公平責任原則，是不明確的。
上述缺陷說明，附隨義務在調整現代契約關係時，平衡當事人之間、當事人與社會間的利益關係的能力極其有限。如果要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上追求實質公平、維護社會利益，必須將附隨義務納入法律體系之中。
(二)附隨義務法定化的進步與不足
1.順應社會經濟發展要求，現代民法完善對契約關係的調整
儘管附隨義務存在於學說判例由來已久，但於相當長的一段時日內，始終處於“在野”的地位，沒有為契約法所確認。因為在近代契約法之中，意思自治或契約自由原則備受推崇，[10]契約當事人之間的一切權利義務關係均依當事人自由意志而確立。契約法之所以沒有給予附隨義務以足夠重視，亦在於立法者確信在絕大數契約關係中當事人可以自由意志完成交易活動，這是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法律反映。
然而20世紀以來社會經濟迅猛發展、科技飛速進步的事實表明，契約法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就迫使傳統民法更新使命：一是如何在民事主體地位平等性、互換性基礎喪失的情形下，調整民事關係;二是如何在保障私權之同時，兼顧社會公共利益。因此民法開始了現代化歷程，其理念從追求形式正義轉而為追求實質正義，其價值取向從法之安定性轉而為社會妥當性，立法上就有了具體人格的出現，對財產所有權的限制，對私法自治的限制以及民事關係中的社會責任等現象。[11]將附隨義務納入法律體系是民法現代化在契約法領域的具體體現。儘管進入契約法的僅是附隨義務中較為重要、較易為法律確定之一部分，但是自此，契約法不僅對契約成立後履行完畢前的契約關係進行調整，而且擴展至先契約之信賴關係及後契約關係;不僅對契約的履行行為予以調整，而且規定了當事人之間的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此表明法律對現代契約關係的調整日益精細化，對附隨義務追求實質公平、維護社會正義的價值取向的認可與接納。
2.契約法對附隨義務法定化的具體表現
自耶林發表“締約上過失、契約無效與不成立時之損害賠償”後，《德國民法典》首先對違反先契約義務的締約過失責任作了規定。例如其122條規定，意思表示因缺乏真意而無效，或因錯誤、傳達不實而撤銷時，“如果該意思表示同意向另一方作出，表意人應當賠償另一方，其他情形下應賠償第三人因相信其意思表示行為有效而受到的損害，但賠償數額不得超過另一方或者第三人於意思表示有效時所受利益的數額。”非但如此，其還就給付不能導致契約無效和一方違法導致契約無效的情形，確立了締約過失責任。在德國民法典的倡揚之下，一般締約過失責任日漸為各國所確認。繼 19XX年《瑞士民法典》、《瑞士債務法》》之後，《希臘民法典》、《以色列統一契約法》、《南斯拉夫契約法》、《阿根廷民商統一法草案》亦相繼確立了該項制度，統一私法國際法學會亦將締約過失責任納入1989年的《國際商事契約原則》第六套草案之中。但是關於契約履行時的附隨義務、後契約義務至今仍然少有法律對此有明確的規定。[12]
在附隨義務法定化方面，我國契約法則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首先契約法總則將學說判例中的附隨義務作為一項法律原則予以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契約法》(以下簡稱契約法)第42條則將締約過失責任確立為契約法的一般規則：“當事人在訂立契約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一)假借訂立契約，惡意進行磋商;(二)故意隱瞞與訂立契約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三)有其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這說明我國契約法已將契約訂立時的信賴關係納入調整範圍之中。繼而契約法第43條規定了先契約關係中的保密義務，第60條規定了契約履行中的通知、協作、保密等義務，第92條則規定了契約終止後，當事人的通知、協作、保密等後契約義務。這表明契約當事人所負擔的義務不僅貫穿於契約運行全過程，而且內容具有廣泛性，因為完全可以對“根據契約之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產生的義務”進行擴張解釋，將告知義務，照顧義務、保密義務、不為不當競業義務等納入先契約義務、契約履行時附隨義務及後契約義務之中。這樣，外國民法學說判例中的附隨義務，在我國契約法中已經成為契約當事人的法定或約定義務。
除此關於附隨義務的一般性規定外，《契約法》亦於分則中，根據契約性質、目的及交易習慣，將重要的附隨義務確定為特定契約關係之法定義務。例如，關於告知義務，《契約法》第158條、第191條、第228條、第230條、第 232條、第256條、第257條、第278條、第298條、第 309條第338條、第370條、第373條、第384條、第389條、第390條、第399條、第413條等分別作了規定。關於說明義務，《契約法》除了在總則中規定格式條款提供者對免責或限責條款的說明義務外，還在分則第190條、第199條、第231條、第304條、第307條、第324條、第356條、第383條等中作了較為具體的規定。關於協助義務，《契約法》第259條、第260條、第275條、第277條、第289條、第309條、第331條、第335條、第357條、第358條、第359條、第385條、第386條等均作了相應的規定。關於照顧義務，《契約法》第156條、第247條、第265條、第301條、第 416條則作了規定。關於保密義務，該法第266條、第324條、第346條、第 347條、第350條、第351條、第352條作出了規定。關於保護義務，契約法第333條、第282條、第303條亦有規定。
上述情形表明，我國契約法對附隨義務給予了全面的認可。《契約法》對附隨義務的確認採取了靈活的方法，宜於法律規定的由契約法直接明確確定，例如關於告知義務，主要由契約法確認;而對於契約法難以直接確定的，則規定由當事人約定，由法律確認約定行為的效力，例如《契約法》第324條規定的技術情報和資料的保密義務條款、第331條規定的協作事項條款、第275條規定的施工契約雙方相互協作條款應成為契約組成部分。此即表明保密、協助已經成為上述兩種契約的基本內容。
3.契約法確立附隨義務法律地位之進步與不足
將學說判例中的附隨義務納入契約法體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成為現代契約法的標誌之一。申言之，具體表現於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附隨義務法定化，表明國家對契約自由原則的限制，是私法公法化的表現。近代民法建立於民事主體地位平等性、互換性的理性認知基礎之上，對民事主體僅作抽象的規定，無能力強弱之分、地位高下之別，也無偏袒側重的意識;民事活動由民事主體以個人意志為之，國家基本不作強行干預，即使是法院裁決民事糾紛，亦需以當事人約定為基礎，不得對當事人約定任意變更。可以說，契約自由原則指導下的近代契約法是嚴格的私法。但是，附隨義務打破了舊有的規則，將契約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係，前推至締約階段，後延至契約終止之後，範圍亦不再僅限於契約的約定，這表明“契約自由”已風光不再。無論是先契約義務、後契約義務，抑或其他附隨義務[13]，均非以當事人意思而確立，而是國家適應嚴密調整契約關係的法治要求，強行賦予契約當事人的。國家意志介入個人意思自治的領域，打破了契約法原有的純私法性質，增加了公法因素，使其呈現出私法公法化的趨勢。
二是附隨義務法定化標誌著契約法由個人權利本位向有限之個人權利本位轉變。近代契約法奉行契約自由原則，旨在確保契約當事人進行民事活動的意思自由，維護契約當事人的個人權利。但是，附隨義務法定化則是對個人權利本位的反動。首先，附隨義務是誠實信用原則的具體體現，將其法定化在於藉助國家之力平衡契約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係，進而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衡平，因此，附隨義務維護的最終利益是通過契約關係反映出來的社會利益。其次，附隨義務法定化，使個人以自由意志進行民事活動的權利受到限制。由此，契約關係中的權利義務不再僅由當事人個人意志決定，個人的權利受到以國家為代表的社會權利的限制。儘管附隨義務法定化，沒有給契約法的個人權利本位格局帶來質的變化，但足以說明單純的個人權利本位已不存在，契約法變為有限的個人權利本位格局。
附隨義務及其法定化，對維護社會權利，追求衡平正義意義重大。但是如果認為依靠契約法對附隨義務的法定化，可以完全達到現代契約關係中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衡平，實現實質正義，則期望值過高。契約法的屬性與社會現實兩方面決定了附隨義務法定化只是民法在其能力所及範圍之內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矛盾、追求實質公平正義的方法，因而具有顯而易見的局限性：其一，附隨義務法定化並未改變其“附隨性”。附隨義務為契約法確認之後，成為契約當事人的法定義務，無疑提高了附隨義務的法律地位;但是並沒有從根本改變其附隨性。首先，契約法對其關注程度遠遠不及對約定義務及與約定相關的法定義務的關注程度。例如，我國契約法共有428條，而對附隨義務之規範從總則到分則不過40餘條。其次，從實際的契約關係看，亦是如此。附隨義務一般是依據契約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而產生的，告知、說明、照顧、保密、保護等義務內容均是根據契約之事項和現實情況確定，因此，附隨義務從屬於約定義務。這也說明了現代契約法中社會權利之於個人權利、社會利益之於個人利益亦具有附隨性，其保障社會權利、維護社會利益的程度和範圍與個人權利和個人利益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箇中原因是在契約法視角里，契約依然是以意思自治為主的民事關係，契約自由原則儘管受到一定限制，但是此限制與其作用的空間相比微不足道。因為契約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市場之手調節經濟的微觀基礎，扼殺自由意志便會窒息市場生氣。
其二，法定化的附隨義務缺乏特別保障制度。現代契約法確認附隨義務是其保障社會權利維護社會利益的具體體現，具有公法的性質;但是在對違反法定附隨義務和其他義務的制裁方面並無特別之處。例如，《契約法》第43條規定當事人泄漏或者不正當地使用在訂立契約過程中知悉的商業秘密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由此觀之，違反先契約義務與違反契約義務的法律後果基本相同。只是第113條指出經營者對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之規定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此已超過契約法範圍。契約法沒有給予附隨義務以特別保障，原因在於契約法一直奉行抽象人格的立法模式，無論是對自然人抑或對法人乃至國家、社會一視同仁，實行公私一體保護制度。尤其附隨義務所體現的社會權利、利益是通過契約關係當事人的權利、利益間接反映的，契約法更無從對其施以特別的保護。上述不足表明無論是從範圍而言抑或是以程度而言，契約法均難以獨自承擔調整現代契約關係之使命;要適應現代契約關係需要，必須呼喚新的能夠與之分工配合的法律。
二、從現代契約法的附隨義務到經濟法的基本義務，看經濟法調整現代契約關係的特殊使命
(一)經濟法調整契約關係的新視角
在近代社會，人類剛剛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邁入市場經濟，從農民、手工業者到小業主、小作坊主，所有的市場主體實力相差不大，一般沒有顯著優越地位者;同時，一切市場主體在交易中頻繁地互換位置。此種市場主體地位平等性和互換性特點，決定了能夠確保市場主體的個人權利，就能維護社會整體的權利;能夠實現形式正義，亦即離實質正義相距不遠。為此，亞當斯密提出“經濟人”觀點，指出政府主要任務在於確保市場主體進行交易活動的個人權利，其核心是維護意思自治，即所謂“干預越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14]在亞當斯密理論的指導下，近代各國奉行自由放任的市場體制，國家關心的只是個人權利能否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個人意志之自由是否得以完全實現。此即是近代民法視角的社會經濟基礎。在此基礎上，近代民法立足於微觀的市場主體，保障的重點是個人權利，體現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意思自治、自己責任等。[15]近代契約法調整契約關係亦立足於契約當事人個體，保障的重點是契約當事人的契約自由。儘管現代契約法視角有所擴大，照顧到與微觀契約關係相關的某些社會利益，但其基本角度沒有改變，因而契約自由仍然是最受其重視的原則。
但是人類社會在確立了市場機制以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發展，使得生產專業化和社會化水平越來越高，市場主體行為的公共性色彩亦越來越濃。兼之，市場經濟天然具有優勝劣汰的屬性。19世紀末、本世紀初，人類社會步入壟斷市場經濟階段。最明顯的體現是物質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不僅如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迅速發展，人類社會正由工業經濟時代步入知識經濟時代，市場主體在原有地位差別的基礎上出現了信息占有的兩極分化。[16]信息占有的兩極分化不僅使公平交易變得困難，更嚴重的是使各市場主體對物質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呈現空前的加速度。物質財富與信息占有的兩極分化，既產生了強者如大企業大公司，也產生了普通勞動者、消費者，他們的市場地位平等性、互換性基礎喪失。因此二者的利益關係往往不是通過交易雙方的協調即可達到實質公平;並且平衡的結果不僅直接影響著單個市場主體本身，而且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社會整體利益。為此，凱恩斯一反個體經濟學觀點，從巨觀經濟視角出發提出國家干預市場理論。人們也日漸認識到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個人權利與社會權利存在著一定的重合與差別，對於二者的對立性和一致性要給予同等重視。反映於法律領域，即社會權利、社會利益並非是以契約當事人為視角的契約法所能夠全面照顧到的，它們呼喚能夠以社會為視角的調節契約當事人利益的法律出現。經濟法便應運而生。它以所生存的經濟社會為調整契約關係的大視角，與契約法局限於契約當事人的視角有著重大差別。首先是關注的重點不同，在契約法的視角之內，其關注的主要是個人權利是否得到保障，個人利益是否基本平衡;而在經濟法的視角里，社會權利、社會利益的保障與維護才是首要的。其次，看待個人權利與社會權利、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關係不同。契約法認為每個市場主體個人權利的實現就是社會權利的實現，每個市場主體個體利益得以維護就是社會利益得以維護，因此，實現保障、維護個人權利、利益的形式正義時就實現了實質正義;經濟法視角中，無論是個人權利與社會權利，抑或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總是存在著不一致性，因此實現形式正義並不能完全實現實質正義。為了追求實質正義，法律有超越甚至限制個人權利、個人利益，維護社會權利、社會利益的必要。
參考文獻：
參見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4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99-106頁;王家福主編《民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頁;余能斌、馬駿駒主編《現代民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頁。
楊振山主編《民商法實務研究》(債權卷)，山西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頁。
江平等：《論契約法中的契約自由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政法論壇》1999年第1期。
江平等：《論契約法中的契約自由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政法論壇》1999年第1期。
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4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頁。
[6] 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九七級民法研究生李亮的畢業論文《論契約之附隨義務》，第4頁。
[7] 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4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頁。
[8] 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4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頁。
[9] 參見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4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99-106頁;王家福主編《民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頁;余能斌、馬駿駒主編《現代民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頁。
[10] 王利明 崔建遠《契約法新論。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9頁。
[11] 梁慧星《民法學說判例與立法研究》，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頁以下。
[12] 傅靜坤《二十世紀契約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頁以下。
[13] 為法律確認的“附隨義務”從法律效力而言，已不再是附隨義務。此處是從歷史淵源而言，下文亦同。
[14] 潘靜成、劉文華主編《中國經濟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
[15] 傅靜坤《二十世紀契約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頁以下。
[16] 梁慧星《民法學說判例與立法研究》，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頁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