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1年8月開始，民樂村在進行進農房重建工作同時，開展了“扶貧資金集中、股份經營”這種農村扶貧發展模式的嘗試和探索工作。
項目力圖突破制約農村發展的人力、資金、生產與組織形式等方面的瓶頸，希望在當地政府和外來機構的支持下，在保質保量的基礎上，在儘快完成民房重建和村莊基礎建設的同時，讓項目點民眾擁有並管理外來資金、組建經營管理團隊，並在實踐的過程中找到合適的生產、組織和管理形式，在社會和市場的競爭中成長並獲取自己的利益。
判斷與假設
基於原有的農村工作經驗，我們認為外來的機構都不太可能在一個村莊進行持續的時間、資金、人員的投入。村民要致富、村莊要發展靠的還是他們自己。在外來機構撤走之後，能留下來的成績一般是項目產生的水、路等一些基礎設施及相關硬體產出。而外來者最為關心的各種制度、條例、運作機制，很多是掛在牆上，留在報告裡，跟村民的實際生活關係不大，在執行中往往容易走樣。在以往的很多數扶貧項目中，ngo、當地政府、項目村及村民是最主要的利益相關方。但項目村和村民一般只是作為信息、人員和場地的提供者而被動存在，ngo和政府的需求往往被擺在了第一位。
而市場改革中推行的龍頭企業帶動的產業扶貧模式往往有以下幾個限制：一、很多貧困村本身並沒有發展規模產業的資源稟賦以及社會經濟基礎；二、村莊及村民很多現實而直接的諸如小額資金、村民就業需求容易被排除在外，對普通村民的意義不大；三、農民只是作為土地上的打工者，原有的主體性喪失，潛在利益受損；四、規模產業項目見效慢，風險高，與現存的小農戶為主的經濟社會制度結合難度大，農戶的參與性受到限制；五、外來的項目經理人較難在本地紮根，經理人較多的選擇與需求可能導致其追求短期效益。
農村生活的人群在生活方式、情感、行為選擇等方面往往與有城市教育背景的農村工作者有很大的不同。相對於村民來說，外來者（政府、企業或者項目援助方）作為項目的主導者，資金的提供方，規則和權力的主要制定者，並不能很好的理解、認同在農村實際運行、並且已經為農戶掌握的規則和秩序。出於工作的慣性和項目整體的考量，農戶往往被要求按照外來者的方式來行事。但邏輯合理、在大城市被證明為有效的規則或方式有可能不符合村莊實際，不被農戶認可，並且很難為村民掌握。如果非要農民執行這樣的命令，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項目的效果也容易打折扣。
成效和社會影響
總體來看，民樂村項目目標基本達成，但經濟項目的盈利則需要更多的時日。
民房重建方面，到2011年9月份，共發放民房重建補助資金1018.61萬元，其中政府資金850.8萬元，基金會資金167.81萬元。民樂村新建農房511戶，1388人；加固6戶，25人。到 2011年10月初，全村517戶重建的新房全部建成，村民們陸續搬入了新居。
產業發展方面，合作社現有民富現代農業有限責任公司、普惠緣農業有限責任公司兩家企業，分別生產食用菌、獺兔等產品。2011年度，食用菌項目實際投入120萬，生產菌包20萬棒，完成銷售收入25萬元。獺兔項目一期投入100萬元，其中合作社投入70萬，外來經理人投入30萬元。獺兔項目以生產獺兔種兔為目標，預計年生產兔種3萬隻，年銷售收入300萬元。另有肉兔試驗項目實現銷售收入4.5萬元，已基本實現盈虧平衡。產業項目提供了30個就業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