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時期共產黨員的修養：加強“國性”修養
梁漱溟的父親梁濟認為，中國的固有文化是中國人的“國性”，並且把其當作是“立國之必要”和“個人生存之根本”。“國性”不張，不僅事關國家的根本，也會直接影響人民的生存。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飽受欺凌和磨難，由此而來的是中華民族的“國性”飽受質疑。當我們共產黨人以革命的手段為中華民族開啟新的征程時，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光芒曾一度遮蔽了滿身塵灰的民族文化的些許餘輝。也難怪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中，一方面多次引用孔孟語錄，一方面又把孔孟先賢當作是不能與馬、列等量齊觀的封建殘餘。
當前我們很多共產黨員身上，“國性”修養極其孱弱。說：中國傳統優秀文化體現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在生產生活中形成和傳承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等，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修齊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特成務、建功立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有別於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
雖然直至今天，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爭論仍未停息，但就連那些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最為徹底的國人，他也不能不承認，他的成長得益於母親文化的滋養，他的身上留有中華文化的基因。儘管中國文化並非盡善盡美，但作為伴隨著中華民族走過五千年風雨，並對世界文明作出特殊貢獻的中華文化，其所具有的巨大價值無容置疑。
在新的歷史時期，加強共產黨員的“國性”修養，首先在於我們共產黨人，負有更好地傳承和光大中華文化的歷史責任。我們是共產黨人，同時，我們也是中華民族的子孫，這決定了我們會歷史的、必然的成為中華文化的“薪火傳人”。我們共產黨人扛起馬克思的大旗，從根本上說，並不是為了反對中國文化，打倒中國文化，恰恰相反，我們是要為面臨巨大歷史困境的中華文化注入新的活水，是為了更好地傳承中國文化，宏揚中國文化。我們黨開創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不僅是並行不悖的，而且是相容相洽、互補互倚的。實現“中國夢”，不僅要讓馬克思的大旗引領中國的現實發展，更要在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不斷激盪、不斷交融的過程中，重新高揚中華文化的旗幟，以更好地凝聚中華民族的血脈認同，激活中華文化的正能量，從而讓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美好的精神家園。
其次，加強共產黨員的“國性”修養，能夠更好地促進黨性修養。中國文化對於中國人的影響是天然的，它以滴水石穿和無所不在的方式，不斷濡染和浸潤於我們血脈之中，從而決定了我們立身做人的根本和處世待人的方式，形成了中國人所具有的特殊屬性和特殊品格。中國共產黨人也不例外，一個優秀共產黨員的養成，既得益於馬克思理論的浸灌，也得益於對中國傳統文化浸潤。中國文化以先天的伴隨，通過日積月累的薰陶，從根本上讓每一個中國人，懂得了做人的根本和待人處事的規矩，並進而獲得了特殊的“德性”。一些共產黨員之所以出現“失德失范”，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他們的身上，不具備傳統文化所造就的“德行”。
再次，加強國性修養，能夠更好地推進黨的各項工作得以更好地落實。推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要深刻認識和把握中國特殊的國情。中國的國情，不僅指中國特殊的經濟國情，也包括特殊的文化國情。文化國情決定了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中國社會約定俗成的道德成規和各種社會習俗，並進而影響了社會風氣和社會生態。沒有對後者的認識，就不可真正了解民心，順應民意，也不可能有效地開展和推進各項工作。與此同時，當前我們正在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然的包括中國文化因素，對中國文化不能熟稔於心，就不可能自覺發揮共產黨員應有的帶頭、示範和促進作用。
在今天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其自身無比強大的生命力，正逐漸恢復自己本該有的自信和活力，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價值，也越來越得到了全社會的正面肯定。以為首的新一代領導集體，常引國學之經、據國學之典，大力倡導廣大黨員大力加強傳統文化的學習養成。但由於長時期的國性不張，很多中國人，包括有些黨員，還缺少學習傳統文化的自覺，更談不上良好的傳統文化的養成。這在客觀上凸顯了學習的迫切，也決定了學習過程的艱難。
作為啟始，我們的黨員，首先要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抱有“溫情和敬意”，不能因自己的無知和偏見，而輕侮先人最寶貴的遺產，而應以充滿溫情的虔敬之心，做中華文化自豪的的守護者，模範的學習生，稱職的傳承人。
其次，我們要正確處理學“馬列”和學國學的關係。誠然，作為黨員，學習馬列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有認真的學好馬列主席、毛澤東思想，才能更好地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才能更好地揚棄和彌補中華文化的糟粕。但與此同時，馬列主義既有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價值上的共通性，同時，全面的國學修養，也能更好的促進對馬列經典的學習，一個沒有深厚國學修養的人，其對馬列的學習，只能流於形式，流於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