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節史
節日起源
從1924年中國人第一次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以來，該節日己經成為了國共兩黨領導中國婦運的重要場域。“三八”國際婦女節代表革命傳統及其作為中國百年婦運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間。中國人首度公開、正式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在1924年3月的廣州，當 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蜜月期。
1922年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關注到婦女問題，在中共二大《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中提出“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的，只有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婦女們才能得到真正解放”這一後來以一貫之的婦女運動指導方針。
隨後，向警予出任中共第一任婦女部長。在隨後的幾年裡，她多次在上海領導女工鬥爭，僅1922年一年間就在上海的六十間絲廠、三萬名女工中先後發動十八次罷工。但是當 時中共內部婦女力量薄弱，1922年6月時只有女黨員4名，到1923年6月時也不過13人。 建立廣泛的婦女運動統一戰線的需求迫在眉睫，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案》中就提出“一般的婦女運動如女權運動、參政運動、廢娼運動等，亦甚重要” 、“本黨女黨員應隨時隨地指導並聯合這種種運動，口號應是“全國婦女運動的大聯合”、“打破奴隸女子的舊禮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職業平等”、“女子應有遺產承繼權”、“男女社交自由”、“結婚離婚自由”、“男女工資平等”、“母性保護”、“贊助勞動女同胞”。這些口號之外，還應加入“打倒軍閥”、“打倒外國帝國主義”兩個國民革命運動的口號，以引導占國民半數的女子參加國民革命運動” 。
就在中共二大召開的這一年，孫中山在上海召集國民黨改進會議，再次改組國民黨，在新修訂的黨綱與總章里規定設立“婦女委員會”，以“調查國內外婦女狀況，並研究國內婦女問題之解決方法”。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婦女部部長何香凝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一大上提出了“婦女在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獲大會通過，促使《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政綱中明確規定：“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從而確立了婦女在社會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則。何香凝作為中國國民黨早期最重要的婦女運動領袖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這一時期，作為國民黨中央的一個黨務部門，國民黨的婦女部同樣關注“國民革命是婦女的唯一生路”，將婦女解放與國家救亡緊密相連;在這一點上，國共兩黨婦女工作有著基本的共識。
當國共第一次合作實現後，遵照兩黨的決議，女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參加國民黨各級婦女部的領導工作。向警予、蔡暢、鄧穎超、楊之華等中共早期婦女工作領袖都先後在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和滬、粵等地的地方黨部婦女部擔任領導職務。
發展沿革
1924年廣州對於“三八”國際婦女節的紀念活動，不僅成為中國首次公開的“三八”節紀念活動，也成為國共兩黨合作的婦女運動統一戰線的重要場域，“國際婦女節因而也成為廣大婦女教育、檢閱自己力量和加強團結的盛大節日。”
1924年2月下旬，在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幹部會議上，何香凝提議在廣州舉行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由中央婦女部負責出面發起集會和遊行示威，會後何香凝承擔了紀念活動的籌備事宜。1924年3月8日上午，中國第一個公開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活動在廣州舉行，廣州各界婦女2017多人參加。何香凝主持大會並發表演講，介紹了“三八”婦女節的由來及紀念它的意義，痛述了廣大婦女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下所遭受的種種苦難，鼓勵婦女堅決地走“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帝國主義和婦女自求解放的道路。”
慶祝大會結束後，何香凝同與會者一起舉行示威遊行，高呼“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帝國主義”、“保護童工孕婦、革除童養媳、革除多妻制，禁止蓄奴納妾，廢除娼妓制度”，“爭取婦女解放”等口號，“第一次將中國婦女的要求全面提出來了。”
何香凝還組織10餘人散發會議口號和傳單，派出27個演講隊，分赴工廠、劇院等處演講，宣傳會議精神，啟發婦女民眾覺悟。 以此為契機，廣東婦女運動逐漸開展起來，越來越多的婦女投身到婦女解放和國民革命的洪流中。
國共兩黨的婦女部在1924年2月末、3月初圍繞“三八”國際婦女節舉行的一系列活動，首開國人慶祝國際婦女節的先例。這一年還是“除廣州外，別處的女界，不曾聽到對於這國際婦女節有怎樣的舉動。”
但此後，“三八”國際婦女節在中國各地、各婦女團體間迅速傳播，每年的慶祝活動不斷。1925年“三八”國際婦女節，各地婦女代表齊集北平，為抗議段祺瑞政府視女性為非國民的荒唐選舉權規定而舉行示威遊行。1926年“三八”國際婦女節，“尤其是上海、廣州、漢口、天津的勞動婦女民眾”，“轟轟烈烈地開展了大規模的紀念運動”。在楊之華的回憶中，這一年的紀念活動不僅在京滬穗這樣的大城市聲勢浩大，甚至深入到梅州、梧州、宜賓、保定、酉矍陵、平江這樣的中小城市。
1927年3月8日的武漢更是空前的熱鬧——10萬(也有說20萬人)婦女大遊行，慶祝國際婦女節。有著傳奇人生經歷的共產黨員黃定慧(當時叫黃慕蘭，是中共武漢婦女部部長)20世紀90年代在口述回憶中稱：“1927年，我被任命為‘三八’國際婦女節慶祝活動的籌備主任…3月8日那天，十萬多 名婦女在城市中央廣場集合，我們先開了個會，國共兩黨中的許多著名人物都來了，宋慶齡、何香凝和柳亞子也來了。我是會議的主席，這是黨和人民給予我的莫大榮譽。這件事使得許多人至今仍記得我。講話後，會議結束了，然後十萬多名婦女行進到嘉賓所在的看台，再繼續向市中心遊行。”
雖然之後不久，國共第一次合作就失敗了，但是“三八”國際婦女節作為重要的教育、動員場域這一傳統，卻在國共兩黨的婦女工作中都得到了保持。1932年在瑞金慶祝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個“三八”國際婦女節，“召開有數萬人參加的大規模民眾紀念大會”，毛澤東發表講話，並“檢閱了蘇區的婦女赤衛隊”。陝甘寧邊區建立後，每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不僅有常規的慶祝活動，中共中央還會有針對性地提前發布檔案、指示，比如1938年的《中央為“三八”節工作給各級黨部的指示》，1941年《中央為“三八”節工作給各級黨委的指示》和1943年《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的決定》等。 三八”節和圍繞節日的慶祝、紀念活動，成了中國共產黨一年一度發布婦女工作政策、建立婦女工作統一戰線、動員基層婦女參與婦運的重要抓手;這一傳統在新中國時期也得到了很好地繼承。
而在國民黨方面，“三八”國際婦女節作為動員婦女的重要公共活動空間這一功能，也並未隨著大革命的失敗而消解。雖然南京國民政府對於民眾婦女運動採取了緊縮政策，但無論是在“新生活運動”中，還是後來的抗日戰爭期間，“三八”國際婦女節都不僅是個重要的節日，還是響亮的戰鬥號角。而民間的婦女組織，更是利用“三八”國際婦女節這一得天獨厚的機會，以各種形式發動婦女參與婦運。比如1931年“三八”國際婦女節，南京各界婦女集會，並向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要求政府規定婦女參加國民會議代表名額，這一活動間接促成了1936年國大選舉成功產生婦女代表，這是近代中國婦女參政運動邁出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