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在不同的場合對“三嚴三實”進行了論述，對“三嚴三實”的理論內涵進一步豐富和完善。
二、準確把握“三嚴三實”的理論內涵
“三嚴三實 ”從提出到現在，也就一年零二個多月的時同，其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已經逐步顯現出來、準確把握其理論內涵，就是要理解好“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 、做人要實”這6句話，24個字。
“嚴以修身”，就是要加強黨性修養，堅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覺遠離低級趣味，自覺抵制歪風邪氣，什麼是堅定的理想信念？井岡山時期，有一次，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主力700餘人沿遂川邊境游擊活動，遭到肖家壁的反動地主武裝襲擊，隊伍被衝散，毛澤東身邊僅剩五六十人，即便在這樣危急的情況下，大家頂住飢餓和寒冷，硬是闖出了包圍圈。井岡山上還有一個小井醫院，130多位傷病員和醫務人員為了保護紅軍主力，視死如歸、英勇就義。這些事跡之所以感人至深、催人淚下，正是因為老一輩革命家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對黨忠誠的風範。正是有了堅定理想信念的支撐，才能在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面前，視死如歸、忠誠於黨；才能在大家和小家、組織和個人之間，明確選擇、無私奉獻。
“嚴以用權”，就是要堅持用權為民，按規則、按制度行使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權、不以權謀私。權力的本質是什麼？權力就是主持公道，就是為人民服務。掌權不是一種風光和榮耀，更不是一種利益和特權，而是一份信任、一份責任、一份奉獻、一份付出。對領導幹部個人來說，地位越高、權力越大，就意味著責任越大，同時也意味著風險越大，越是要嚴以用權、秉公用權。比如，解放後不久，開國領袖毛澤東對楊開慧烈士的朋友李淑一希望調到文史館的要求，沒有因私誼而廢公事，因感情而棄原則，只是用自己若干稿費接濟李淑一，而沒有把她推薦到文史館。國家領導人嚴於用權，尚且如此，我們黨員幹部就更應該公正用權、廉潔用權。
“嚴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獨慎微、勤於自省，遵守黨紀國法，做到為政清廉。領導幹部更要把遵規守紀放在首位，常思 “嚴”之益、常念“縱”之害，自己管好自己、自己管住自己，做到“思”而有所顧忌、“行”而不忘法紀，建國初期，周恩來搬進中南海西花廳居住，那是清朝乾隆年間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濕陰冷，身邊工作人員多次提出修繕，他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他到各省考察或開會時，都吃工作餐，且如數付錢、交糧票。有一次，他要到人民大會堂接見外賓，先坐車由中南海西花廳去北京飯店理髮，再到人民大會堂。從北京飯店理完髮出來，他提醒司機說，從西花廳到北京飯店算私事，從這裡到人民大會堂才是公事，不要搞錯了。原來，總理對自己外出用車，早就立下一個嚴格的規矩：凡坐車到飯店理髮、到公園散步、到醫院看病以及私人訪友，都屬於私人用車，由司機記賬入冊，車費月底從他工資中一併扣除。對照先烈、先輩、先進，當代共產黨員更應該嚴格要求自己，時刻遵守黨紀國法，以嚴於律己贏得尊重、樹立威信、清廉從政。
“謀事要實”，就是要從實際出發謀劃事業和工作，使點子、政策、方案符合實際情況、符合客觀規律、符合科學精神，不好高驁遠，不脫離實際。1942年5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就是針對當時部分文藝工作者，脫離實際，脫離民眾，文學形式與工農兵民眾在藝術趣味和欣賞習慣上有隔閡等現象進行的一次討論和批判，號召“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民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民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後來，毛澤東同志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也講到：“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沒有老實態度是根本不行的。”這種老實態度就是實事求是、尊重客觀規律、符合科學精神，就是不唯上、不唯我、不唯本、只唯實的精神。所以，謀事要實就要求我們一切從實際出發，從眼前做起，從民眾期盼的實事做起，不搞“面子工程”，不違反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不為眼前利益而留下無法彌補的後遺症。
“ 創業要實”，就是要腳踏實地、真抓實幹，敢於擔當責任，勇於直面矛盾，善於解決問題，努力創造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幹部就要有擔當，有多大擔當才能幹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這是xx的諄諄教誨。福建省東山縣原縣委書記谷文昌，以“不治服風沙，就讓風沙把我埋掉”的膽魄和“人民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工作，我們要敢闖新路，勇往直前!”的擔當，把“微風三寸土，風大石頭飛”的荒島變成了幸福的綠洲，在當地留下了“先祭谷公，後祭祖宗”的佳話。所以，創業要實，就是要求黨員幹部面對困難要有進取的銳氣，面對挑戰要有攻克的信心，面對責任要有擔當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