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們建議：要是發現自己出現“工作狂”的某些典型症候，那么首先須有意識地減輕工作壓力並強迫自己減少工作量。具體做法是：不妨列出一份工作日程表，先將自己現時的所有工作項目和工作時間一一寫明，然後考慮哪些可以完全放棄，或至少暫時放棄，哪些可交由他人或與他人合作完成，同時注重提高工作效率。最後訂出新的工作日程表，並請家人或同事予以監督。此外，不妨培養一些與工作不搭界的業餘嗜好，豐富業餘生活，如能接受心理醫生的科學治療，情況會更好些。
專家們的另一新發現是，“工作狂”的“生成”還可能與其童年時代接受的教育息息相關。實際上在“工作狂”中，有占8～9成的人在孩提時代受到來自望子成龍的父母親的過分嚴厲的教育。在這樣的家庭里，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值往往過高甚至高得“離譜”，可憐的孩子一旦稍有閃失便會遭到批評乃至重罰，最後孩子心理上可能出現障礙，長此下去，孩子長大了極可能成為“工作狂”。尤其是在青年當中，一部分人只看和自己專業相關的書，極容易演變為工作狂。
3. 中國的讀書廣泛率和讀書普及率
中國大學學費問題與農家子弟，按說經濟越發展，教育會越普及，義務教育越有效果。可實際上並非如此，近些年在鄉村調查，發現農村兒童輟學的越來越多了，讀不起書和讀書無用論雙雙起了作用。讀不起書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毛澤東時代，雖然經濟上比現在困難得多，真正受過培訓的合格教師和適合教學的正規教室都不多，村中卻有很多人受過中學教育，尤其國小教育的普及率也都高的出奇。有人說那時的教育水平很低，高中生的水平不如現在的國中生，這不無道理。但問題是，為何那時的學生可以坐在教室里讀書，現在很多兒童國小一畢業就流失到社會上去，上不起學了呢？一百年前，清政府時期李鴻章出使美國看到那裡的公辦學校曾不無感慨的對美國人說過：“什麼時候，若是也能夠讓我們國內的窮人家的孩子也上得起學就好了！” XX年3月10日在李昌平致朱鎔基的信中卻提到：“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那些讀不起書的兒童輟學回家在做些什麼呢？有人認為它們在做農活或其他什麼正當的輕微勞動，卻不然。他們成群結隊的在瞎逛，這使家長最怕的，因為這樣最容易學壞，有些家長之所以拚命借錢讓子女在學校讀書，是擔心他們被那些閒逛的孩子帶壞。不只是那些輟學的兒童到處閒逛，那些讀過高中的知識青年也在村中閒逛。前幾年辦了很多中專，一些農村青年讀了中專，但找不到工作，有些師範畢業的農村青年到學校教書，要交數千至數萬的就業金，交不起的，就只好在家呆著。中國9億農民，自明朝以來的人的矛盾便愈演愈烈，三個月種田，九個月休閒便是中國農村的寫照。問題是，在那些到處閒逛的人中，為什麼不開發智慧資源、嘗試去做一些有作為的事情呢？在解決兒童輟學問題上，使我想起在安徽省利辛縣張村鎮的復興中學（現已搬至安徽渦陽縣），它由北大法律系的一個學生殷永存以及來自河北理工、阜陽師院的一些大學畢業生操辦起來的，他們背後有一個上海籌備委員會在默默的支撐著（去年，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曾為此專門製作、播出過節目）。在這一問題上，我認為城市和鄉村、企業和社會應該有一很好的互動、合作。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大學學費增長幅度較快。對於當前的高校收費，大部分的家庭認為已達到了承受的極限，甚至有所超出。現在高校擴招，學費上漲的幅度太快了，雖然國家有助學貸款，但不是理論上那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