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於2024年11月9日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被公認為“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改革總體部署將面世。
改革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1978年到XX年，我國gdp從3624億元增加到18.23萬億元，平均每年增長9.4%，而同一個時期，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長3%左右。
改革使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從1978年到XX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0493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255元。城市人均住宅建築面積和農村人均住房面積從6.1平方米和8.1平方米，增加到26平方米和29.7平方米。改革以來的28年是人民收入增長最快、得實惠最多的時期。
改革明顯提高了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日益擴大了中國的國際影響。1978年到XX年，財政收入從1132億元增長到3.16萬億元；外貿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增加到1.4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從1.67億美元增加到8189億美元。現在，我國gdp列世界前四位，外貿進出口總額居世界第三位，穀類、肉類、棉花、鋼鐵、煤炭、電視機、電腦等產品產量以及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一位。不久前召開的世界經濟達沃斯論壇的中心議題就是中國和印度，並決定論壇夏季還要在中國召開。所有這些成就，都來源於改革開放的正確決策。因此，我們必須理直氣壯地、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堅定不移地加快推進改革。
中國改革實踐充分證明，改革是完善社會主義的正確選擇，是富民強國的正確道路。
改革雖然取得這樣巨大的成就，但並不是十全十美的，還存在不少前進中的矛盾、問題和體制性的障礙。比如，現在基尼係數確實已經很高了，貧富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呈擴大化趨勢，看病難，上學難等問題也亟待解決。對這些問題要客觀分析，不能武斷地說醫療改革失敗了，教育改革失敗了，住房改革失敗了，不能簡單地下這些結論。這些問題有的是由於改革不到位、不完善造成的；有的是由於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和協調性缺失，沒有兼顧各方面利益造成的；有的是由於改革變形了，變成了假改革。因此這場爭論的核心不在於是否承認問題，而在於如何分析問題。
90年代中期以前的改革，大家基本上是普遍受益，現在，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同時也形成了數量龐大的困難群體。在社會結構大變動時期，利益主體多元化，思想多樣化，改革觸動到利益主體，改革要調整利益關係。改到這裡難度就大了。在這個新階段，改革不僅涉及經濟領域，而且涉及政治領域、社會領域、文化領域，改革的深度、廣度、複雜性正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對過去改革進行總結，從而汲取經驗教訓，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在受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計畫經濟的影響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勢發生的變化，一旦遇到問題，往往做出意識形態化的極端判斷，認為現在出現的問題，是改革所導致的。
當前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產品供應嚴重不足。在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中，基於個人能力和公平競爭導致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不是社會爭議的焦點。老百姓最不滿的就是權錢交易，發橫財的，暴富的。所以，真正的焦點在於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的不公平。當前一個突出問題是，行政性資源配置中的權力市場化問題，如1980年代中期利用“雙軌”價差牟利，1990年代要素市場化中的“尋租”，近年來土地批租轉讓、資金信貸以及資本市場中的“圈錢”等腐敗現象。這是對社會財富的瓜分，引發了廣大人民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