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強化創建機制。為確保創建工作有序開展，我們專門成立了創建領導小組，由一名分管副院長親自負責創建事宜，建立了以刑庭為主體，院政工科、團支部等黨政工團齊抓共管、相互配合的創建長效機制。切實加強了對青少年維權工作的組織領導。
(三)完善創建制度。經過精心調研，制定了符合法院審判實際的《關於開展青少年維權崗創建活動實施意見》，把青少年維權工作納入法院日常工作考核中，與其他業務工作同部署、同考核，製作了規範的服務卡，建立了規範完整的創建檔案及電子台帳。
（ 四）建立人民陪審員學習、座談制度。即每年組織人民陪審員學習與青少年法罪案件審判有關的業務知識和其他知識，聽取他們對少年刑事審判工作的意見和建議，使他們真正起到了既陪又審，即審又教，起到真正維護青少年合法權益的作用。
二、挖掘審判資源，突出庭審效果，探索懲教結合新路子，把維權活動貫穿於刑事、民事、執行等各個職能部門，全方位的開展維權工作
在刑事審判工作中，***縣人民法院首先對犯罪中涉及到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案件，依法嚴懲犯罪分子，儘量的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其次對未成年人犯罪，在法庭審理階段、法庭教育階段、法庭宣判階段嚴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規定的程式，使少年法庭審理程式規範有序，又具有少年法庭的特色。一是注重庭前調查，堅持“三見面”，掌握全面情況。為確保案件的順利審理，庭審前，我們首先採取同少年犯本人見面、與監護人見面、與少年犯的單位或學校見面，深入了解少年犯過去的表現、思想作風、道德品行、家庭情況及社會影響等。其次是走訪公安、檢察院承辦人，了解被告人歸案後的有關情況，查清被告人的出生年、月、日，個人和簡歷。在走訪過程中，注意發現被告人的個性特點、成長過程中有無劣跡史及作案動機，歸案後的心理狀態等，從而做到在庭前基本掌握被告人犯罪的主客觀原因、主觀惡性程度、危害大小及歸案後的心理變化等，為選擇審理方式、方法奠定基礎。二是有的放矢搞好開庭審理。在庭審方式上，對那些主觀惡性小、人身危險性不大，偶然失足或一時失去理智、後果又不十分嚴重的少年被告人，大膽依法適用簡易程式進行審理。公訴人一般不出庭支持公訴，由辯護人和法定代理人到庭，從而使法庭氣氛更加寬鬆，有利於少年被告人認罪服法。對於那些牴觸情緒大，不積極配合庭審或犯罪後果較為嚴重的少年被告人，不但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庭，而且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庭審中，控、辯、審三方充分行使職權，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少年被告人的犯罪原因，指出其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共同努力使少年犯放棄對抗、配合庭審，認罪服法，接受改造。在庭審階段，我們還針對少年被告人的心理、智力、身體發育等情況，因案制宜，寓教於審、懲教結合，具體主要把握了二個環節，、要求法官做到對待少年被告人“像母親對待孩子，像老師對待學生，像醫生對待病人”一樣。自始自終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和氛圍。在審問用語上，注意用誠懇的態度，溫和的語氣，儘量少用法律術語，多用一些通俗的語言，既保持法庭的嚴肅性，又不使少年犯感到法官的冷酷無情。針對在庭審中恐懼、緊張的青少年犯罪分子，償試用“圓桌審判”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體現了法官們致力於“教育、感化、挽救”的悠悠真情。近三年來，通過圓桌審判，審判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8起，共判處青少年犯罪分子18人，目前為止，無一人重新犯罪。公訴人、辯護人以及縣工會、婦聯、司法局等有關代表在參加了圓桌審判後認為，圓桌審判為未成年被告人認罪服法、改造自我奠定了基礎，促使未成年被告人自我覺醒，當庭認罪悔罪，真正從思想上走出犯罪泥潭，達到了教育、矯治、挽救的目的。同時在庭審過程中，發現少年被告人有認識上的錯誤時予以糾正。有的少年被告人存在錯誤認識，或者認為自己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或是認為不應受法律的制裁。對此，我們在查清事實的同時，進一步使他們認清危害性，糾正認識上的偏差。上述措施有效促進了庭審，從而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三是認真辦案，重視回訪。對那些犯罪較輕、危害不大，確有悔改思想的未成年犯堅持按“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充分考慮從輕、減輕的法定情節，在實際量刑時得到了從寬處理。如我院2011年受理的一起搶劫案件時，被告四人均為未成年，其中兩名未成年人在實施犯罪過程中，雖然參與了搶劫，但是他們在搶劫時，什麼都沒有乾，只是跟著另兩名一起參與，且在逮捕後，認罪態度較好，因此我院適用了緩刑，使他們在實際量刑時得到了從寬處理。重視審後回訪工作，近兩年來，我們經常走訪未成年人家庭及學校，有重點的回訪違法青少年１０餘人。有效促使了學校及家長的正確管理，使違法的未成年人放下思想包袱，正視人生規跡，重返學校繼續學習，健康成長。杜絕了未成年人因惡習不改而重新犯罪現象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