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垂範作奉獻
XX年5月,**區駐北京流動黨支部成立,高金禮被任命為黨支部書記。由於當時條件比較艱苦,黨員開個會連個地方也沒有,黨支部就在公司不上班時,抽空組織黨員到公司里學習或者活動。XX年5月,高金禮決定在公司新購的辦公樓內,專門辟出兩間20多平方米的房間,作為北京流動黨支部的黨員活動室,流動黨支部也終於在京城有了“一席之地”,流動黨員也真正擁有了自己的“家”。自黨支部成立後,高金禮就針對黨員白天工作不便學習的實際,採取“黨員夜校班”和“節假日補習班”方式組織入黨積極分子和黨員學習,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同時定期或不定期面對面為外出打工者講解政策及法律法規知識,黨支部得到當地在京務工人員的信任。2011年5月,當得知四川汶川地震訊息後,高金禮立即召開了流動黨員大會,動員黨員帶頭向地震災區捐款。在他的帶動下,僅僅一天時間,該公司黨員和員工就向災區捐款6840元(其中黨員繳納特殊黨費3200元)捐獻衣服9600件,為災區人民獻上了自己的一片愛心。
同年,為了使百年一次的奧運盛會在北京圓滿成功,為了回響北京市委號召有些事情受到限制,高金禮提出方案,讓一部份農民工暫時休息待工,或到周邊城市進行打工,為期間7月1日至8月20日。在農民工待工期間,公司拿出每個農民工1000元生活補助費。奧運結束後,面臨著“金融風暴”席捲全球,而北京也不例外,為2011年打好基礎,由高金禮出面聯繫其它廠家進行簽訂2011年契約,公司利潤減少,而農民工工資不減,也不裁員,反而為了新的契約的需要增加並招進新的農民工,對他們進行技術培訓,給明年打好基礎。
艱苦維權無悔言
XX年春節前,有不少農民工到駐京流動黨支部找高金禮反映,他們急於回家過年,但老闆卻一直拖著不發工資。高金禮就帶著幾名黨員,天天跑到北京市朝陽區豆各莊工地上,多次找建築公司協商,並聘請了一位法律顧問,通過法律武器,最終幫助農民工討回工資81萬元。從這以後,有很多人來找高金禮,不僅是程集本鎮的,就連其他鄉鎮在外打工的也找到他,讓他出面幫忙討薪。
在幫助農民工討薪的過程中,他覺得主要是一些農民工不知道怎樣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他就積極與家鄉聯繫,在**區委組織部的協調下,XX年11月,**區政法委和司法局就依託北京流動黨支部,在北京設立了阜陽市**區駐北京市朝陽區農民工維權聯絡站,任命高金禮任站長,由**區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法律援助志願者給予援助,義務受理農民工維權案件。當年12月3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還對維權站的成立進行了報導。
潁泉區姜塘鄉一名女工盛勤,在北京郊區一家江蘇人承包的葡萄園幹了三個月,由於自己有胃病不能幹活,手中的錢也花完了,想回家老闆又不結工資。維權站了解到這一情況後,高金禮多次到該公司找經理,但經理始終躲著不見,也不知道對方電話。在與該公司領班人員攀談時,高金禮了解到該公司每個月只借給員工300元零花錢,其餘到年底才結工資,乾不到一年的工資不結。高金禮聽後十分生氣,這不是明白地坑害農民工的利益嗎?他就自己想方設法終於找到經理辦公室,但任憑他怎么敲門,經理就是不讓他進門,他就在門外進行據理力爭,40分鐘後經理才打開門讓他進來。在與經理交談3個多小時時間內,高金禮把國家保障農民工權益的相關政策、法律法規向對方進行了闡明,最後終於使對方答應了結算盛勤的工資。第二天上午,對方就來了電話讓盛勤到財務室領取了工資3600元。像這樣的事,高金禮自己不知跑了多少路,受了多少氣,但他卻無怨無悔,他說,看到農民工兄弟拿到自己應得的錢,再苦再累他也覺得值了。
維權站成短短一年多時間裡,高金禮帶領維權站人員就成功調解了勞資糾紛5起,幫助討回農民工工資235.77萬元人民幣,其中包括東風悅達轎車一輛。在北京市許多**區乃至阜陽市的農民工都知道,在北京有一個替自己說話的高金禮,有一個幫自己解決問題的農民工維權站。
高金禮就是這樣,以自己對黨的無限忠誠,默默地奉獻著自己的一切,在異鄉的土地上向黨組織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