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還實行負責制，每個老師帶5-7個孩子，聽力特別嚴重的帶3-4個。老師們不只教孩子們上課、說話。因為是全托的，所以孩子們的飲食、住宿，也歸各自的老師負責。自早上起，孩子們起床要給他們穿衣服，吃飯要給他們打飯，口渴了要倒水給他們喝，課間操要和他們一起做。（當然，老師的作用是看護、監督，主要是讓孩子們自己做，讓他們通過提高動手能力反過來促進語言發展。）知道了這些，我第一個感覺就是辛苦，老師們真是辛苦。
教育部的杜在新主任也這么說，（她堅持要我們叫她杜老師，說孩子們都這么叫她。）所以當我們說明來意的時候，她就說讓我們體驗一下老師們的辛苦，帶聾孩子不容易啊。於是安排我們帶孩子們玩。大約兩個小時吧。每個人帶一個。即使只有一個，我們還是忙得夠嗆，累得夠嗆。剛去之前，以為聾和啞是一起的，既聾，那就啞。其實不然。杜老師說他們這不收完全耳聾的兒童，他們是康復中心。是要讓那些聽力較差的兒童通過治療和教育訓練有一定程度的恢復。能夠回到正常學校、正常的生活中去。上課的時候國語一定要標準，因為他們不僅要聽，還要看，通過看口型來領會那不能完全聽明白的話。我們帶他們玩的時候，和他們交流，一定要對著他們，讓他們看到口型。也許平時他們都不大出來玩，課間的時候，總是在教室里玩。於是難得一次的機會出來，他們滿院子的跑，從這個小房子到那個滑梯，直到累。也沒什麼交流，因為她總是不願停下來聽我說，停下來了也不看我。可能是陌生的感覺讓她這樣，只問了她幾歲了，她用那稚氣、模糊的聲音告訴我：“五歲”。第二次去的時候就完全不一樣了，她看到我就跑過來拉著我的手，直到上課。
本來，他們老師上課不讓人打擾，所以杜主任總是安排我們星期天他們放假的時候去，帶孩子玩。總是這樣，我們就不能體會老師是怎樣上課的，不知道孩子們是通過怎樣的課來康復的。於是我們希望在他們上課的時候來實習，幸運的是杜主任一下就答應了。
於是我們就真正的坐在教室里和他們一起上課了，這讓我們看到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學校開設了四個年級，在每個教室里，黑板的旁邊都掛著一張最新幼兒拼音掛圖，還有一些用漢字同時又用拼音標出的日常用語。
即使是同時在，他們也有差別，聽力好的，說話就很積極，不好的就很沉默，而聽力好否，不只是先天的原因，還有助聽器好壞的原因。父母都是疼孩子的都想他們快點好，但是經濟條件限制，有的買不起好的助聽器，雖然老師們沒說，我想送孩子去本身就要花不算小的一筆錢。當上課你看到兩個聽力相差無幾的人，表現有天壤之別，而這只是因為助聽器價格不同時，你就會忍不住的為那個沉默的孩子難受，社會到處都充斥著不公，上天本來就讓他們有缺陷了，還要用家庭的經濟條件來制約他的治療和康復。
那一節語訓課可讓我至今
都印象深刻，在一年級的教室里，老師正竭盡力氣的喊，以讓他們明白做土豆絲的程式刨土豆—洗土豆—切土豆—炒土豆，讓他們都讀一遍，力求讀得標準。然後，是發揮，“大家想一想，刨土豆的時候，用什麼刨。”“洗土豆用什麼洗？水，對，是用水，那，水還能洗什麼？來一個一個的說。”“切土豆要先乾什麼，磨刀對不對？來大家和我一起磨。看看刀磨快了沒有？”“然後要切土豆，大家都來切土豆，邊切邊說，跟我說，切土豆、。大家想把它切成什麼形狀？”“猜猜看，老師把它切成了什麼形狀？”“切好的土豆絲放在盤子裡，滿滿的，像什麼？大家說像什麼？”“然後乾什麼？炒土豆，放在哪裡炒？”……總之，課堂上，老師會盡力想出很多與之有關的內容，然後，鼓勵他們儘量說出來，老師會看著他們發音標不標準，口型正不正確，邊說邊訓練，邊玩邊學。黑板上的字都注了拼音。